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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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开路
  • 2014-12-29 来源: 作者:陈开路口述
  • 编者按:陈开路(1913—2003),原名陈光照,漳平西园乡前洋坪村人。1929年8月,任红四军第三纵队三营五连勤务员。1931年,历任红十二军108团机枪连副班长、班长,由于作战勇敢,沖锋在前,机枪射击准确,被誉为“开路先锋”。1932年8月,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机枪连连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2月,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十三团团长。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二营营长、平西六团团参谋长、晋察冀二分区二十六团副团长、晋察冀四分区五团副团长、晋察冀四分区三十六团团长等职,参加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转战晋察冀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独立旅副旅长、补训兵团一旅旅长、补训兵团四师师长等职,参加平津战役,解放华北、广东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空军十八师第一任师长、广东省公安总队司令员、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8年,被批准为副兵团职待遇。先后被授予二级红星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八一勋章。

    参军

    1913年7月,我出身于福建省漳平县西园乡前洋坪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读过一年半的私塾,后就给别人家放牛牧羊,是个地地道道的“放牛娃”。我12岁时母亲就不幸去世。父亲体弱病残,兄弟姊妹多,家里很穷,生活难度,无别的出路。

    朱德是红四军军长,毛泽东是红四军党代表。1929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到漳平。我看到红军不打人,不骂人,每到一地就刷写宣传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谋利,跟过去的反动军队完全不同。我心想:“啊,这样的军队太好了!”于是在心田里萌发着一定要参加红军的念头。

    我以后找到一个讲龙岩话的同志,他是红军排长。我一见到他,就以龙岩话向他恳求说:“我要求参加红军行不行哪,你是本地人,让我当兵好吗?”他听我的口音与龙岩话差不多,也用龙岩话回答我:“原来咱们还是老乡呢!”因为我那时人还不到枪杆儿高,他们嫌我人太小,不大肯收。我后来苦苦要求说:“我家里还有兄弟,你们部队也有小的嘛,收下我吧。”那时,我只知道家很穷,没有饭吃,我们村里有三个地主,有一百多个贫下中农,一个对一个,一百多个贫下中农岂对付不过三个地主?!心里这么想:“红军好,我决心当军去,为乡亲们报仇,一枪打一个,一定要打倒村里三个地主!”那个时候还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

    过了三天,红军部队从西园开进漳平县城关。我又找到红军部队,最后部队首长同意收下,于是,我在漳平参加了红军,并且把我编到红四军三纵队三营五连。

    我跟随队伍路过漳平的溪南、象湖以及闽中的永春、德化等地,以后部队从永福龙车转回龙岩,住了一个礼拜。那时龙岩是苏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龙岩期间,我得了感冒。恰在这时,红军要由龙岩回江西瑞金去,因我正患感冒,一时走不动,被送到龙岩苏维埃政府医院治病。

    大部队已经开走了,我的病也痊愈了。出院以后,组织分配我到老十二军去。十二军有新十二军与老十二军:老十二军军长是罗炳辉,新十二军军长是邓毅刚。

     打仗

    一、打永福。

    当时,陈国辉一个连的匪军驻守在永福。

    有一天下半夜,我们从永福的龙车出发,我住在龙车的一个民房。我们这个部队的任务,是直插到永福往漳平必经的一座石桥附近阻击敌人从石桥逃跑。十二军一个连从永福南面的香炉山左袭华安,途经官田十八横弯、草宗坪方向直插而去。陈国辉匪军刚到和溪下可芋(方言)、坂场那个方向,被我红军一顶,就拦截住了。一个也跑不掉,全部被我们消灭。

    我们在永福住了几天。攻打永福这一仗胜利了,我们从白匪陈国辉部收缴了许多武器弹药,其中还有机关枪。从此我军的装备加强起来了,十二军逐步变成正规部队。

    二、打漳州

    攻打漳州分两路出发。一路从龙岩到漳州,要步行一百多里路;另一路从漳平往漳州。新十二军比老十二军人数少,新十二军分一部份人给十二军。新十二军派一部份参加攻打漳州,老十二军全部调去打漳州。

    我们部队路过和溪时,打了一仗以后,就地小住了几天,便向漳州进发,到达漳州要通过一个路口天宝嘛。

    攻打漳州开始,前面机关枪“通!通!通”地响。新兵听到机关枪的响声,便以为正规部队才有这玩艺,觉得了不起,心里很自豪。

    漳州打了一天一夜,打得好紧张呢。其中灯炮山战斗特别艰巨,打了一场恶战。灯炮山是漳州最高的一座山,它可以控制整个漳州市。我们费了很大的气力,好不容易才把它攻下来。

    三次反围剿后,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过来了,里面有我们共产党领导。后来二十六军里有少数军官同漳州军阀张贞勾结,狼狈为奸,暗地里搞名堂,策划叛变,妄想把起义队伍拉走去投靠张贞。以后我们捉住了他的哨兵,问清楚了情况,就把这一情况报给了朱德军长,后朱德又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得知此况后,立即指示我们:“限于三小时内,拂晓前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灯炮山。你把现有部队搞完了,后面部队再拉上来!”毛主席讲话了,我们坚决执行命令,硬打猛冲,不懂一切代价。罗炳辉军长指挥十二军。为攻克灯炮山,我们有些同志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战斗中,有个广东籍战士很勇敢,他背包一放,衣服一脱,光着膀子,气昂昂地紧握手榴弹,使劲往敌军碉堡扔,顷间“轰!”一声巨响,敌人碉堡炸毁了,我们的大部队犹如怒潮一般地发起冲锋,勇猛扑向敌阵,消灭了大部份苟延残喘的敌人,小部份敌人溃逃了。反动军阀张贞佩着手枪,带着他的警卫员夺路而逃。我们还缴获了二架飞机,高兴极了。以后这二架飞机开回瑞金中央根据地,瑞金军民欢欣鼓舞,非常高兴,奔走相告:“我们也有飞机了!”

    我们在漳州驻扎了四天,当时形势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嘛。漳州解放之后,毛主席说,部队要返回瑞金进行整顿。因为当时部队成份复杂,出现了不纯分子,不整顿不行。后来,在整顿中清除了一批混进来的不纯分子,同时开展扩红工作,吸收有觉悟的工农分子加入革命队伍,有许多穷苦娃子参加了红军。我们步兵团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被张国焘搞掉了。

    三、打武平。

    当时武平是反动军阀卢新铭据守着。

    我们团长姓吴(名字忘记了)是广东人,打仗很厉害的。我那个时候打重机枪。当时我们部队一共有六挺重机枪,战斗即将开始了,重机枪的部署是:前面两挺,左翼两挺,右翼两挺。那次战斗,我操使的重机枪负责左翼攻击。当战斗进入关头之际,我打的那挺重机枪不灵了,本来击发是“通通通”响,声音很亮,突然声音变成“嗤嗤嗤”,这下子坏了,我心里一紧,自言自语地说道:“糟糕!枪不听使唤了!”我不慌不忙地打开盖子一看,原来是弹膛里面的弹簧太硬了,子弹压不下去。我眼明手快,三下二半就拨弄好了。才刚把压弹簧放松,前面敌人又攻过来了。我操着重机枪,对准扑来的敌人“通!通!通!”猛打一场,敌人纷纷倒地,打死了一大片,如同死猪横七竖八地躺在山野里。老兵开机枪一扫不止打死一个敌人,而是打死一串敌人。

    正当关键时刻,我们连长命令说:“部队走啦,顶不下去了,重机枪从山头上往山沟底下撤!”团长知道后,即令我连不能退,要顶住!于是乎我们连坚持打,从南山攻过去了,就进到武平城了。所以说,打仗要勇敢,要过得硬。后来,反动军阀卢新铭的军队溃败,逃往上杭,我们步兵连乘胜追击。经过这场激烈紧张的战斗,我们终于解放了武平。之后,我们又奉命攻打上杭的敌人。

    四、打文坊。

    长汀与连城交界有个地方叫文坊,我们在那里打了两次胜仗。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我们红军彻底粉碎,我们打胜了。敌人不甘心其失败,又卷土重来,第二次攻打我们。那时我在重机枪连当连长。革命战争确能锻炼、教育人,我的枪法就是在打仗中学会的,机枪打得很准。

    重机枪在战斗中显示了威力,发挥了颇大作用。敌人一闻到我们红军的机枪声就吓得丢魂落魄,龟缩一团,不敢动颤。战斗中我们曾俘获敌军的一个排长,叫他来查问,他吓得浑身哆嗦,颤抖着说:“你们大山沟里培养的部队,机枪打得这么准。我们一听到你们的机枪声连动都不敢动……。”

    第二次反击战斗开始了。我们团长把全团号兵集中起来,拉往山沟里跑;又命令我机枪连冲在前面,进入工事待命射击。我们做好了战斗的一切准备工作。团长问我连:“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响亮回答:“准备好了!”团长马上命令司号员吹响战斗的号令,我们重机枪就朝着敌人猛烈开火,子弹就象飞疾急雨般射向敌人,打得他们屁滚尿流、狼嚎鬼叫的,利索地消灭了敌人,狠狠地打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收拾这些“包袱”的任务就甩给步兵连去完成了。当时,我们的营长刘兴隆(原为广东军区副参谋长,现已离休)对我们机枪连评价很好,团长也夸奖机枪连打得出色。

    长征

    长征说来话很长,就说过金沙江、渡大渡河这段事情。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军心大振,立即掌握主动权。毛泽东指挥部队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追击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然后乘胜抢渡大渡河,跨过夹金山,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金沙江离大渡河仅有一百多里路。蒋介要我们红军重蹈历史上的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覆辙,派飞机散发传单,叫嚷:“要朱、毛当石达开第二!”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翼王。1863年被清军逼到这一带,在安顺场被清军联合彝民消灭,石本人被捕杀。红军当时的处境十分严重:前面有敌人扼守天险大渡河,安顺场处在一个河谷地带,两边都是几十里路的高山深沟,部队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后面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西面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困难重重。

    抢渡安顺场具有很大战略意义。安顺场过不去,泸定桥就休想通过。毛泽东十分重视,派总参谋长刘伯承与红一军团聂荣臻政委直接指挥这一行动,我们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与政委黎林担负了消灭安顺场的守敌,找到渡船,抢渡天险大渡河的光荣任务,

    我参加了抢渡安顺场的战斗,担负把守渡口,防卫掩护部队过河的任务。1935年5月24日晚上,我军静悄悄地冲到街上,房子透出灯光,敌人还在拉胡琴唱戏、打麻将。我们从三个方向冲锋,仅20多分钟就把敌人解决了、剩下敌人一个副团长的一伙人很快也被解决了。在安顺场战斗中涌现出了17勇士,带头向敌人猛冲过去,打垮了敌人,使红军大部队得以顺利渡过大渡河,这就是后人不断称颂的17勇士强渡大渡河。

    我们抢过了安顺场后,毛泽东又指示我们,一定要抢渡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约320里。我们经过几个昼夜的急行军(途中兼有战斗),终于赶到泸定桥,并占领了西桥头及西岸一带的房屋。泸定桥是一座铁索桥,共13根的粗环联成的长长的铁索,9根构成桥面,每根距离约一尺,两边各2根形成扶手栏杆,桥长有200公尺,离水面有50多米高。河数十丈宽,流水冲击着参耸的怪石,响声震耳。桥东就是泸定县城的西门,城一半在山上,一半紧贴着大渡河,桥面上的木板已经被敌人弄走了,只剩下一些铁索,一动铁索即刻晃荡,不好立足,稍不留心就会从桥上掉下去。真是一人当关,万夫莫敌。敌人不停地向我们射击,狂傲以为我们无论如何过不去。我们一面搜集木板,一面组织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可能增援的道路。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冲锋号响了,机关枪、迫击炮声,口号声震动山谷。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把两个团的敌人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逃散了,黄昏时分,我全部控制了泸定桥。

    过了泸定桥之后,我们到达一个县(二朗山或化林坪),与敌人打了一仗,打败了敌人。最后,我们两路大军就在泸定桥南面会合了。这时候,我们毛泽东就说:“蒋介石!现在我们过来了!我们胜利了!看你怎么样?!”石达开的失败,那是历史。英勇的无坚不催的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天险,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历程,又是一次很好的验证。

    红军长征到腊子口。腊子口是藏、川、青、甘四省交界地,脊梁高峰海拔3100公尺,地形十分险要。白龙河、二兆河等三条河流在这里汇合,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座小木桥,真是天险!甘肃军阀鲁大昌布置了三个团的兵力防守。那里住着藏民,藏地有1000多的反动军队防守着红军必经通道。

    我这个连是机枪连,共有12挺机枪,上级调走2挺,分配给我6挺。攻打腊子口时,我负责指挥这6挺机枪,并亲自扛一挺,上级命令一下达,我即率着战士摸到山沟底下,急速跑到一座木桥桥头附近埋伏起来,架好机枪,并且立即定好射击距离、射击目标,……。一切战斗工作准备好了,我们就地待命。

    冲锋号吹响了,号声就是命令!我们6挺重机枪猛烈开火,子弹像倾盆大雨哗哗哗地扫个不停,把敌人打得个稀里哗啦,死的死,跑的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窜。拦路虎很快就被我重机枪打掉了,大部队顺利地通过了腊子口天险。

    我们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合后,1937年初在陕北直罗镇打一个歼灭战。我们的队伍集结在北山的小山包上等待命令。国民党兵是吃粮兵,根本不会打仗,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山沟里睡觉。

    毛泽东亲临阵地来看我们,关切地说:“同志们,你们冷呀。敌人来啦!”我们操持机关枪,朝躺在山沟里睡得像猪一样的敌人猛烈扫射。敌人听到激烈枪声,犹梦初醒,抱头鼠窜,躲也来不及了。我们高喊:“消灭109师!活捉牛师长!”的口号声震撼山谷,吓得敌人魂飞魄散。红25军(26军)师长刘万功,指挥部队往山上冲锋。63团团长陈赓和军团指挥部要求我们机枪连从另路先上小山头去,为大部队前进扫清道路。一时我们有点犹豫,忧虑我们机枪不能上刺刀,无法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军令如山倒,不得迟疑,我们马上执行任务,依照指定的方向登上山头,敌人稀里哗啦的被我们打垮了。最后,团部也上来了,一连二连都赶到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牛元峰的109师被歼,牛师长被活捉。董英斌106师的一个团也被歼,敌108师、111师也不得不退出鄜县,陕北苏区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捉到许多俘虏,缴获牲口几百匹,枪炮无数。我缴获了一匹马,心里可高兴呵!我刚学骑马,马不听使唤。以后,蒙古有个马夫教我一个驯马的办法:每天早晨,用自己的洗脸水拌早料喂养它,一个礼拜后,马就认得主人了。我仿效这个办法试试看,果真灵验,我很快驯服了马的烈性。有一天,师、军团的首长来换我的马,我很舍不得,不大同意给。以后分区司令员也来缠磨,我实在没他办法,就换给军分区司令员了。

    1936年2月西安事变前夕,我们跟阎锡山打了一仗。当时,我仍然在连里,被调去红军大学学习尚未毕业。我从红军大学毕业后,就发生西安事变。1937年2月,才任命我当团长(红一军团一师十三团)。

    1936年2~3月份,黄河坚冰封冻,顿失滔滔。阎锡山部署了14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毛泽东亲自指挥我们打阎锡山。当时,毛泽东才37岁。

    我们红军集中在黄河上永和关渡口,晚7时开始强渡黄河,只有8条木船载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我们在当夜12时胜利突破黄河,冲垮阎锡山的防锁线。继而我们整夜守在关上镇东山的阵地上,雪下得很大,冷得厉害。下半夜,我红军主力已展开向敌突击,整整一个晚上敌人的“乌龟”就被我们完全突破了,红军渡过黄河,消灭了阎锡山部3个团又2个营。

    抗日负伤

    1941年冬,我已当副团长(晋察冀二分区二十六团)。有一次反蚕食斗争,我在前线指挥作战,我一向是在前线,从未在后方的。现我这只手,就是在打红岩县时负伤的,幸好没有打到动脉,尚若打到动脉就不行了。

    当时有一个中队的日军和当地伪军联防此县。我军组织了一个火力群,分两路打红岩县(雁北):一路从东南方打去,一路从北方攻去。我们以“六O”炮作后盾,两挺重机枪作前导,形成一个攻打的态势。哨兵报告说,日本鬼子进村了!我们进入战备状态,同日本鬼子打了一阵,很快就把日寇、伪军歼灭了。战场上我缴了一件日本式样的黄尼大衣和一顶大帽子。那时仍有点农民意识,因为没有衣服穿,天气又寒冷,我不经意地就将大衣、大帽穿戴在身上,两手插在大衣袋里。仗打了半天,我才发现大衣上破了好几个洞,仔细一看,“啊呀!”大叫了一声,大衣还这么新,无情的子弹竟打到我的肚子里,身上沾有血,一时还不知不觉呢。

    打仗有个经验,不宜吃得太饱。军水壶里装点酒,需要时喝它两口,可当饭解饥。如果吃得太饱了,子弹打到肚子的话,那就完了—肚子张开,肠子破了,人就死啦。倘若子弹打到脸上的话,脸戳了一下,皮就拉开,露出裂痕,难看!通讯员知道我这规律,你不吃饭,他不吭,就带上水壶,里面装点酒以备用。

    解放进程

    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在辽沈战役刚告结束,淮海战役将获全胜的时候,在华北战场发起平津战役。

    在华北战场的敌军约50多万人,收缩在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一线,准备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人民解放军华北兵团集中平绥线上,完成对塘沽、天津、北平的战略包围。对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敌人,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对平津敌人暂时“隔而不围”,抓住西线,稳住东线。最后采取先打两头、孤立中间,各个歼灭敌人。

    1948年12月24日,我军攻占张家口,获得全胜。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拒不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胜利夺取了天津。尔后包围北平守敌傅作义部20万人为了达到和平解放的目的,我们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一方面军事上佯攻,我们两个纵队绕着城交相调防,来回打转,给傅部以大军压城之势。另一方面政治上采取强大的攻心战,用高音喇叭对着城里的敌军大造宣传舆论,敦促傅率部起义。由于我军的努力争取和北平地下党的工作,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改编,我军进入北平,整个平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军两个纵队就地休整几个月,后于1949年5月14日在武汉以东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解放了华中重镇武汉。在衡(阳)宝(庆)战役中,我们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部的部分主力以后,继续向广东、广西进军。攻打广州分两路:一路是15兵团从赣州、重化出发插进广州,另一路是陈赓率4兵团由绍关插到广州江门。我军势如破竹,解放了广州。

    1950年4月,我军15兵团渡海解放了海南岛。那时我们没有海军建制,也没有兵舰,全凭木船。我们部队大部分是北方同志,不适水性,不会泅水,许多人在船上晕得厉害,于是部队撤回海边,进行适应海上战斗需要的各种军事训练。一个多月后,我军15兵团适海训练收到了显著效果,部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再次攻打海南岛。我这个师一百二十一师据守在广东海口。海南岛解放以后,一百二十一师转为空军十八师,我任首任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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