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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超麟
  • 2014-12-29 来源:原摘自解读《世纪老人——郑超麟》 作者:郑庆荣
  • 郑超麟(1901—1998)漳平城关(今菁城街道)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与邓小平同在法国哈金森橡胶厂务工,并与周恩来、赵世炎等18位留学生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春,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同年9月回国,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曾参加声援五四运动和上海第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出席中共的四大、五大、八七会议;主持召开福建省第一次党代会;翻译《共产主义ABC》、《宁列概论》、《宗教·哲学·社会主义》等马列著作;参与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布尔什维克》,是中国传播马列的早期宣传家、翻译家、理论家。1929年12月,因反对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被中央开除党籍。1931年5月,与陈独秀在上海召开中国托洛茨基派组织的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任宣传部主任。1979年,恢复公民权,任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上海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1998年8月,在上海市病逝。一生笔耕不缀,著有《郑超麟回忆录》、《怀旧集》、《玉尹残集》、《史事与回忆》等。

    上世纪福建曾出现过这样一位非凡人物:闽西南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翻译《共产主义ABC》,为中国引进“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作过巨大贡献。他的生命极其顽强,几乎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他历尽沧桑而又笔耕不辍,无论是笔下还是身上,都折射出多姿多彩的时代印记和历史光芒。他如一座宝库,蕴藏着党史资料的丰富宝藏。对他的解读,极具洞若观火的研究作用。   

    与邓小平相处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有许多当事者对历史的回忆,采访对象中,年龄最大的是郑超麟。那时,他已经95周岁高龄了。屏幕上,只见这位老人精神矍铄,饱经风霜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可以看出几个圈的厚眼镜。他端坐着,但从硬朗的身架可以想必个头一定不小。头上白发稀疏,老人斑十分明显,那副慈祥、睿智的模样一看就给人深刻的印象。讲话的声音清晰而洪亮,很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

    郑超麟讲述了他与邓小平相处过程中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发生在1922年的事。郑超麟1919年到达法国,比邓小平早一年。他们都是五四运动前后,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而远走异国他乡的青年学生。当时法国是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为了师夷之长,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动员一批青年人到法国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希图藉此培养中国的新生代。郑超麟、邓小平就在这个时候来到当时被认作“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但是,法兰西不是天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经济萧条,大批从战场下来的军人,挤占了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原先设想依靠打工维持读书的留学生们面临着失学、失业和饥饿的窘境。为了活下去,留法学生们四处奔波,邓小平和郑超麟就是在找工作时遇上的。1922年2月,他们在夏莱特市的哈金森橡胶厂的一个制鞋车间打工时会到一起的,彼此朝夕相处,同在一个车间劳动,同住一间公共宿舍。郑超麟回忆说:“他(邓小平)的年龄最小,除了他以外,恐怕都是20岁以上的人了。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就是把他当作小孩子,喜欢同他讲话,同他说笑话,同他玩。” 同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郑超麟等18位留法学生在巴黎郊区的布罗区森林里开会,决定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邓小平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一起成为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早期革命者,成为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友。

    第二个故事讲的大革命失败后与邓小平一起在上海的一段经历。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悲壮惨痛的一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被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深受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相继牺牲。为纠正错误,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和邓小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一起听取新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所作的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听取了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党的组织分设长江、南方、北方、上海4个局,郑超麟和邓小平都分配在上海局,也是中共中央的办公所在地。对那一段工作,郑超麟说:“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也不许去。”

    但是,患难与共的战友难免也有特殊情况。那是邓小平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张锡瑗结婚的时候。1928年的一天,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请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吃饭。这是在巡捕戒备森严的租界地里的一次简朴而别开生面的婚礼。尽管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滩,但这间临时借用的餐室却喜气融融,洋溢着人间纯洁与美丽的真情。郑超麟参加了这个宴会,记忆犹新。他说:“这个宴会钱是邓小平自己出的。大家吃完之后,好象菜已经完了,大家还有兴趣再吃,邓小平又另外叫来菜,让大家吃,我心里印象,大概邓小平家里很有钱吧。”

    革命者结婚,还要靠家里拿钱。郑超麟谈起近70年前的这桩往事,仍充满诙谐和幽默。从这些情节可以看出,两位革命者有着很早、很深的个人情谊。

    三次被捕入狱

    郑超麟的一生有着浓重的传奇色彩。他的3次被捕入狱,被囚禁时间长达34年,却都顽强地活了下来。在参加邓小平婚礼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捕了。那是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和妻子刘静贞在上海住所双双被国民党抓走,被看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还算“幸运”,因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碰到法官恰好是龙岩“第九中学”毕业的同学,只关了42天,就交保释放,“蒙混”过关了。只是妻子刘静贞在女监里感染肺炎,差点送了命,出狱后送红十字会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

    第二次被捕发生在1931年5月21日夜。先关押在租界巡捕房,后引渡到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验明正身是“共产党首犯”,原定判处死刑,恰逢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司令调换,新司令“手下留情”,改判15年徒刑。先后关押在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南京军人监狱。在这次被捕前,也就是1929年12月底,他因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同其他60人联名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而被开除党籍。据其记述,当他还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时,忽遇一个新进来的“犯人”,是从印度被引渡回来的地下党员傅大庆。傅大庆悄悄地告诉他,“他在广州看守所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尽管此时的郑超麟已不是共产党员了,但他仍认真履行了共产党员的职责,冒险把消息转告给狱中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决定释放政治犯,被关押了6年的郑超麟才于当年8月29日出狱。

    第三次被捕发生在建国后。1952年12月22日,也就是在斯大林最后一个生日的第二天,郑因“托派”问题再度入狱。不同的是,这回坐的是共产党自己的监狱,而且一坐就是27年。在狱中,他潜心研究“词律”、“音韵”,写了大量的诗词和回忆文章。可惜其中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并付之一炬了。出狱后,他把回忆起来的近百首诗词编辑出版,题为《玉尹残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恢复和发扬。1979年6月5日,郑超麟被恢复了公民权,同年12月18日,又被接纳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3年,继续担任上海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可以想见,这与邓小平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

    改变人生轨迹的第一次思想碰撞

    郑超麟的一生,与陈独秀思想的影响有着极密切的关系。陈独秀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后来他又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一生,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郑超麟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郑超麟出生书香门第,一直受孔孟之道的传统教育,他的中学是在龙岩“省立第九中学”读的。一次,学校出了“定孔教为国教”的作文题目,他照搬康有为的建议,洋洋洒洒写下了他的拥护之道。他的文章老气横秋,动人之处,语文老师都画了圈圈。私下里,老师却对这位得意门生说:“孔子是教育家,不是宗教家,他的学说是不可以定为国教的。”这是新文化意识给郑超麟的第一次震撼!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的老师竟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他感到外面世界在变幻,他那和深山老林一样平静的思想开始动荡了。

    1919年6月,郑超麟中学毕业。他渴望了解外部的世界,他想飞,想离开本县,离开本省,想去直接领略重山之外的世界风采。1919年8月,机会来了!漳平县知事接到“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命令,要所辖各县各派2-3名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

    陈炯明在闽西南实行“共和政体” 。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响应蔡元培、吴稚晖等倡议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组织一批学生到法国留学。

    郑超麟幸运入选。8月18日,父亲、大伯、弟弟一直送他到漳平中水门外码头。站在岸上的亲人们依依不舍,望着年方19岁的郑超麟乘船远去,直至“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大江天际流”。这是他们的永诀,浪迹天涯的郑超麟从此再也没有返回故乡。几度转程,郑超麟到了香港,登上从上海开来的法国大邮船“保罗·列嘉号”,船上已有全国各地学生200多人,加上香港上船的福建、广东籍的学生挤满了船舱。第一次与这么多外省学生在一起,看到他们是那样的思想活跃,能说会道,听到那么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郑超麟深切地感到,一种崭新的生活向他呼唤,向他逼近。

    大邮船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到达法国马赛港时,整整航行了33天。这33天,郑超麟脑海里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孕育了他生命旅程的重大转折。

    一天,郑超麟向别人借了一本杂志,刊名是《新青年》。翻开第一页,赫然入目的陈独秀写的《宪法与孔教》。题目和作者名字,一下子就使郑超麟想起语文老师曾经对他讲的悄悄话。究竟人们是怎么评论这位至圣先师呢?他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读书人反对孔夫子,这个他早已知道。《庄子》里面就有许多反对孔子的话。但在陈独秀的这篇文章里,竟然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把韩愈拥护孔教,反对异端的“不塞不行,不止不流”反过来用于反对孔教。郑超麟接受不了,他愤愤不平,以膝盖当桌,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把陈独秀骂了一通。他认为陈独秀是胡说,竟敢诋毁“国粹”,把民主与孔教对立起来!但愈是反感,愈想看个究竟。愈看愈爱看。这一类平生没有读过的杂志深深吸引了郑超麟。反而对自己所带的《经史百家杂钞》一类的线装书失去了兴趣。

    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船上许多外省学生的议论,在郑超麟的思想上引发了激烈碰撞。这碰撞,激活了他的思想,唤醒了他的意识。郑超麟说:“船上33天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命运。”在这33天里,思想碰撞的火花点燃了他生命的火焰,使他走上了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革命之路。

    陈独秀的思想并不是一下子就为郑超麟所接受。开始时,他抵触、反感。后来,渐渐觉得不无道理。到了法国,接触到的现实越来越使他觉得陈独秀讲的确有道理。20世纪初,法国被称为“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是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在这里,青年学生直接体会到孔夫子毕竟敌不过“赛先生”和“德先生”。孔夫子“2000多岁”,毕竟“老矣”!孔教道统比不过科学与民主,这是事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家比我们强,也是事实。这一切,都证明陈独秀“邀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来中国,完全是英明之举。留学生们大都成了陈独秀的拥戴者。

    在思考与比较中,郑超麟接受了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尤其是生活环境改变,由原来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生活还算宽裕而一下子变成了流落异国他乡,深为衣食所困的“穷学生”,成了新生的“无产阶级”。生活艰辛的直接感受,时代氛围的逐渐熏陶,郑超麟与旅欧的许多青年学生一起从接受民主思想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由思想转变为行动。

    1922年6月,郑超麟等18位留法学生巴黎郊区的布罗区森林开会,他们一起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 

    陈独秀麾下的一员战将

    192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郑超麟和陈延年等12人转学莫斯科。郑和陈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共同学习了一年半。1924年7月,两人又同时奉命回国内工作。陈延年为旅行团团长,郑超麟为旅行团会计。辗转跋涉共两个月,于9月29日一起到达上海。

    到上海后,中央派陈延年到广东任区委书记,郑超麟到中央宣传部任秘书。郑超麟从此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从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和丛书的编辑工作。

    1925年1月11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郑超麟担任会议记录。大会后,由主席团负责日常工作。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在陈独秀主持下讨论各种问题。这一阶段,郑超麟担负记录和其他具体工作,成了陈独秀手下的主要笔杆子。他还抽空翻译出版《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农民问题》和《列宁主义概论》等书籍。

    1925年5月五卅运动之后,上海又相继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头两次都失败了。1927年3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总结两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成立以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组织领导第三次武装暴动。为取得暴动成功,特委会先后开了31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30次。他以总书记的身份,参与指挥和决策。这时,他住在北四川路横滨桥郑超麟家里。郑超麟把自己的床腾出来给陈独秀睡,自己到办公室另搭竹床。陈独秀直接指示担任“特别宣委”的郑超麟:“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既要注重政治宣传,又要提出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按照陈独秀的指示,郑超麟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宣传任务。

    3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一声令下,全市总同盟罢工开始,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在战斗打响的时候,郑超麟为陈独秀与在前线指挥的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传递信件,做联络交通员。经过30个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占领了全部华界地区,暴动取得了胜利。北伐军进驻上海时,已无须费一枪一弹了。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霎时,腥风血雨笼罩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迁到武汉,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27年7月12日在武汉改组了中央委员会,陈独秀被停职。9月10日,陈独秀重返上海。这时,他已是被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犯”。

    对这一局面,郑超麟与另外一些共产党人持不同看法。他们对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表示不满。过去,他们与陈独秀接触较多,崇拜陈的才华,拥护陈的主张。现在,陈独秀“倒了”,心中不服,就自称“陈独秀派”,批评以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到了1929年5月,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手中,见到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几篇文章。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决策。对这一论述,他们兴奋不已,一拍即合,并介绍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也为托洛茨基的文章深深打动。起初,他并不支持“陈独秀派”。所谓的“陈独秀派”实际上是没有陈独秀本人参加的“陈独秀派”。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之后,态度也变了。终于与彭述之、郑超麟等“志同道合者”融为一体,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这是“分裂”党的行为,这些人理所当然地被党开除了。组成“托派”后,郑超麟更成为陈独秀麾下的一员干将。1931年5月1日,原来分成4个小组织的托派召开统一大会,进行联合。陈独秀、郑超麟等13人被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担任书记,郑超麟担任宣传部长。

    托派组织统一不到20天,就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破获。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3人外,其他执行委员统被抓捕,郑超麟被关进了提篮桥巡捕房。

    被捕前,郑超麟已得到战友传来紧急警报:警备司令部今晚10点钟要捕人!他得到消息后,立刻通知陈独秀和其他几位战友,取消第二天预定的会议。回家时,已经半夜12点钟。正准备转移时,敌人拥进家来,他被捕了。

    监狱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探员王斌向郑超麟逼问陈独秀的住处。因为司令部已经从叛徒口中知道,只有郑超麟知道陈独秀的住处。但郑超麟坚持不说,使陈独秀得以幸免。郑超麟被捕后,有人劝陈独秀立即搬家。陈独秀说:“郑超麟不会说出的。”这时,两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几乎到了绝对的地步。

    同是倔强而固执的知识分子。陈独秀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倔强、执着。他认定是真理,就死不回头地为之奋斗。不怕打击,不怕孤立,永不变节。这方面,郑超麟与他形同一体。

    1931年5月郑超麟第二次被捕,先是以“共产党首犯”被判死刑,后改判15年。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也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了,判处有期徒刑8年,囚禁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

    在监狱里,他们仍然斗争不息。

    在此之前,陈独秀已经3次入狱。这次入狱判刑,他仍无所畏惧。五四运动期间被捕入狱时,曾发表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把科学研究室与监狱一同比作“世界文明发源地”。此时,陈独秀仍把监狱当为研究室,潜心读书研究,著书立说。但是,他大量的精力还是围绕着他们的托派观点,进行着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首的共产党中央的活动。充当这个活动的监狱内外联络人是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当时,刘静贞在上海教书。她到狱中探望郑超麟时,也去探望陈独秀。陈独秀委派她为交通员,一两个月来一次,上海组织的书信和文件由她带进狱中,狱中的文章和文件,由她带出狱外。刘静贞把文件放在饼干箱的下面,上面再铺好饼干,带进带出,持续几年。

    郑超麟对这番被捕与判刑,与陈独秀一样毫不气馁,若无其事。他的狱中劳役是外文翻译。在翻译了监狱指定的书籍的同时,又通过妻子和其他战友的暗中传递,翻译了法国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德国汤姆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俄国梅垒述可夫斯基的《诸神复活》等等。他精通多国文字,诚恳地帮助难友完成译书任务。楼适夷回忆这段相处在一起的往事时说:“大家把他当一部活的百科全书,随时都要向他请教。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帮助我们,不但教我们德文,还教两位青年学法文。”

    郑超麟一生著述达几百万字,诗作数百首,译著几十部,大都是在监狱里完成的。他是陈独秀提出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进行学术研究与文明生产的杰出实践者。

    陈独秀晚年还从音韵和文学结构的结合上来进行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写出了一生中最后一本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小学”是音韵字学的古称)。郑超麟最后一次狱中的生活,研究的也是音韵学和语法。这时他已经60岁,却萌发诗兴,写下了几百首诗。可惜的是,这些诗作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追忆后出版的《玉尹残集》已不足百首。

    陈独秀、郑超麟都是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尤为特别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自信到既偏激又固执。他们以观点左右一切,以至于他们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也因意见不同而闹翻了。陈独秀蛰居四川江津后,还在进行所谓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的研究。他不断地进行否定之否定。先否定孔孟之道,后否定改良主义,再否定民主主义,又否定斯大林主义,还否定托洛茨基主义,直到抛弃一切主义。郑超麟不同意他的观点,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

    与此同时,郑超麟也荒谬地把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的“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抗日战争来,提出了“我们第一步就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的观点”。他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与“异想天开”,都招致了自己的孤立与失败。但都是顽固到底,自认为是正确、最革命。

    郑超麟与陈独秀在后期虽然发生观点分岐,但仍然顾及彼此之间的私人友谊。争论的措辞都比较委婉。总以假设局势有变,还会跟对方保持一致来自我圆场。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后,郑超麟在《国际主义者》刊物上发表《悼独秀同志》的文章,称陈独秀为“领袖”,“世界革命的老战将”。

    世纪绝笔

    为了解读这位世纪老人。笔者曾多方寻找他和有关他的著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篇名索引》第四册中,查阅到郑超麟早期发表的著作和译作就有91篇,可惜都未能找到原著。只好再逛书店,却意外地发现刚刚出版的郑超麟译著—《从苏联归来》。显然,这是解读这位世纪老人的又一条蹊径,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从苏联归来》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935年应邀访问苏联后写的“观后感”。3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向世界宣传,先后邀请了3位法国著名作家访问苏联,并作了周密的安排。这3个人是亨利·巴比赛、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访问后,他们各写了一本书。却是大相径庭的3种态度。巴比赛于1935年出版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纪》,极力颂扬斯大林,百般盛赞苏联的成就,自己也因此大受吹捧,备获殊荣。纪德于1936年出版《从苏联归来》1937年,又出版《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既肯定了十月革命和列宁,又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直率批评,就被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而罗兰则在写好的《莫斯科日记》扉页上亲笔留言:“在50年内都不得发表,这50年从1935年10月1日算起。”把这本书封存起来,而回避了思想交锋。这3种态度,引起了一场世界性的争论。郑超麟在国民党狱中,秘密翻译了战友设法送进的纪德《从苏联归来》法文原本,实际上反映了他支持纪德批评斯大林的立场。郑超麟翻译的《从苏联归来》在1937年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989年,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在封存50多年后,也终于发表了。这时,苏联的政治问题已经病人膏肓,回天乏术。这勾起了人们对当时那场争论的回想,想起那时中肯、善意的批评意见,而领导者为什么听不进去?明白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坍塌的历史根源究竟何在,认识到了新生事物如果误入歧途也会招致失败的沉痛教训。

    苏联的解体毕竟是一面历史的镜鉴。98岁的郑超麟决定把60多年前翻译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重新出版。并亲自写一篇《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新序长约3000字,回顾了当年的那场争论,抒发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态度,体现了这位世纪老人的良苦用心。

    这篇《新序》的落款时间是1998年4月4日。再过不到4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猜想,这也就是他的一篇绝笔。万象书坊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中写道:“郑先生生前对此书出版极为关心,为之撰写新序,并在临终前数次询问印制情况,但终于未及亲见此书出版,了此世纪夙愿,是一遗憾。我们谨以此书的出版,表示对这位在他的个人品格上堪与纪德比肩无愧的世纪老人的深切悼念。”我甚以为然。这也许是我初步解读的一点领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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