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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 2014-12-23 来源: 作者: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认为讨论从根本上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好地引导了全党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永定县委根据上级要求,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要进行“补课”。

    1979年初,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党的理论工作会议,动员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在讨论中,发现由于一些领导同志仍然受‘左’的思想束缚,对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一些不理解,仍有许多担心。如:担心否定了革命成果;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若改变,搞生产责任制会不会否定集体化道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尤其是把否定‘两个凡是’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针对这些僵化的思想,省委决定,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展开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要求坚决肃清极左思潮在福建的流毒和影响,以促进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1979年3月,在贯彻省委、地委“补课”的指示精神中,中共永定县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再一次研究了在全县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具体部署。之后召开了各公社党委书记,宣传委员、各部、委、办、局,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在开展实践与理论关系的学习讨论中,坚决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做法,使各地的讨论学习生动活泼,基层的讨论活动在全县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

    人们从生产、生活、农业、工业、读书、管理各方面的生动事例,说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诠释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陈东公社社员在讨论中说:“我们农民种水稻,解放后经历了从高秆品种矮秆化的过程,高秆品种无法高产,因为高产必然倒伏,有时是颗粒无收,但开始宣传矮秆品种大家不太相信,怕植株太小难高产,只有生产队种了珍珠矮等新品种,看到穗大粒多,多下重肥之后禾苗更旺也不会倒,确能增产增收,很快就推广开了”。“现在又说杂优好,杂种优势,但大家没有种过,也不会相信,只有种子拿来田里种上了,确实比矮秆还好,大家一定会种,因为实践检验了的,才是事实”。城关公社金砂大队社员说“十八年闹革命,开始也是没有把握,是被逼得活不下去了,才起来造反,一开始跟地主豪绅斗,也失败过,后来毛主席说要搞武装斗争,我们才拿起了武器,只有金砂暴动攻进了县城,破了监狱救出了革命同志,证明武装的力量,大家才有了必胜的信心。此后虽然反动民团十三路进攻金砂,国民党复辟,但我们手里有武器,能坚持斗争几十年,终于夺取了革命胜利,才认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这是实践检验过的“。

    各部、委、办、局和事业单位、公司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以大量的工作实践和“文革”中的事例,证明实践才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没有第二个标准,因为理论也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实践永远是第一性的,实践才有最高裁判权。讨论使大家普遍认识到,这场讨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活动,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才能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断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县干部作风的转变,推动了永定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推进教育改革等一系列工作的展开,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8年11月20日,中共永定县委经龙岩地革委批准,为西溪农场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所谓的“特务组织案”受迫害的52人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1月,县委召开平反昭雪广播大会,为“文革”中被揪斗的85位干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12月15日,县委成立“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对永定解放过程中起义,投诚人员进行认真的复查甄别,至1983年9月,认定起义、投诚人员身份的有352人,皆按政策作了落实和安置。1980年2月,成立了永定县区别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根据(1978)84号文件精神,将293名人员从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确认其劳动者身份,此前他们的身份是私商或剥削者;以上人员不但本人,其家属、子女在政治上都曾受到影响;1980年7月10日,经福州军区、中共福建省委批准,为“文革”中所谓的“闽西地区坏人操纵的武装集团”案,被关押、重点审查的851人,和受牵连的1284人彻底平反。落实政策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一段,全县“四大运动”7061人的案件,至1982年底,复查落实工作全面完成,其中:“文革”期间4239人;“中右“、”不纯”处理223人,“反右倾”、“拔白旗”1531人,整风整社、“四清”1063人。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166人(其中干部、职工44人),在政治上按政策作出结论,在经济上,抚恤了干部、职工遗属,对农村基层干部、社员进行了一次性的补助。这一系列工作,都极大地消除了极左思潮在永定的影响,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了全县人民。

    在中央(1978)11号及55号文件和省、地一系列文件精神指导下,中共永定县委认真贯彻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成立了摘帽工作领导小组,由一名县委副书记担任组长,抽调36人成立“摘帽办公室”,先后三次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出席共3000余人次,传达贯彻文件精神,为当时尚未摘帽(包括本县所划和外地回籍)的101名右派分子摘去帽子,并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根据其身体状况和工作能力,安置了适当的工作;对年老体弱,疾病严重的按退职处理;对受到株连的家属,户粮关系迁回农村的6户10人,逐户报批,收回户粮关系,由国家供应粮食。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爱国人士、归国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本人也纷纷表示在有生之年跟着党走,为建设祖国奋斗一生⑴。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推动了当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1968年后我县先后接收了厦门等地知青7098名,加上本县下乡706名,共计7804人,建立了124个知青点,1978年后,根据中央74号文件精神,对下乡知青进行选调和县内安排,至1980年底,全部安排完毕。

    在推进教育改革方面,1979年5月成立了县招生委员会,1980年5月成立了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及办公室,改变了“文革”中全国“停课闹革命”、高校十年不招生的局面。

    总之,这场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促进了思想解放,纠正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县委和全县人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永定走出绯徊局面,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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