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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火淬就钢铁人生
  • ——拜访聂荣臻的警卫员永定籍老红军阮受贤
  • 2014-12-23 来源: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赖立钦
  • 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话声音仍很洪亮的阮受贤老人,是一位参加过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又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在福建乃至全国范围,经历过当年这段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至今仍健在的红军官兵已经屈指可数。阮受贤当属“国宝级”的革命功臣。2012年4月14日,笔者怀着敬仰的心情,专程拜访了离休安置在山西太原的阮老。 

    在山西省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我手捧鲜花,在阮老长女阮建华的引领下来到阮老家。据她介绍,阮老因糖尿病引发脚部疾病,上下楼不便,山西省委组织部指示省卫生厅安排他住在出入更为方便的一楼。 

    阮受贤老人住在这幢干净整洁而又略显简陋的楼房里,一厅一室,他躺在床上。“老家赖主任看你来了。”阮老大女儿一边扶他起身,一边大声说道。“我耳朵聋,腿脚不便,谢谢你这么老远来看我!”阮老在家政服务员的搀扶下来到客厅热情地招呼我座下。看样子,阮老精神状态不错,说话显得有点兴奋和激动。 

    转入正题,笔者开门见山地问道:“听说你当过聂荣臻的卫士长?”“就是警卫班长。什么卫士长,原来不这么叫,这是抗战爆发以后,红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建制后的称谓。这个称谓在新四军和八路军里都没人叫,都统叫警卫员。在红军时代,军队首长配有警卫员,专门负责首长的外勤安全,比如办公室、院门或首长驻地的站岗放哨等;配有特务员,是专门负责首长的内勤安全以及外出活动的随身警卫。1935年,红一军团到达甘肃后,我就从军团通讯队调到军团特务连,任连部的通讯员。西征开始后,我随聂荣臻当特务员。抗战开始后,我们把所有的‘员’都称作警卫员,在国民革命军内则一律填报‘卫士’,班长就是卫士长。我是班长,肯定是填报成卫士长。” 

    “阮老,请你讲讲在抗战期间给聂荣臻当卫士长时发生的最有意义的事?”“什么事?”“就是至今都很难忘记的事。”阮老根本没听清笔者的问话,继续按他原有思路讲下去。“从陕北到抗日前线,从平型关大捷到我去抗大二分校上学,聂荣臻身边从不多留警卫员,最多两位,但经常使唤的就我一位。办公室有事是我干,外出开会、视察也只带我一个人,驻地睡觉,他睡里间,我睡外间。我那时真是个累啊!在陕北有一次把他的坑烧的太热了,下半夜他的褥子着了火,叫我三次我都没有醒来。天亮后知道了,首长他也没批评我。当然,我也很不好意思。”略一停顿,阮老又神秘地说:“当首长的是看哪一位警卫员好用。我脑子反应快,也勤快,在他身边干了六年,他仍然舍不得叫我走。不是朱老总说话他还不换人。” 

    笔者换了个话题:“阮老今年多少岁了?”“96岁吧。我是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后参加的红军,参军时15周岁。”“你的生日呢?”“我在3岁时父母把我送人,送给了阮家,哪里知道自己哪月哪日生的。以后我给自己编了个生日,阳历6月20日。我只过阳历6月20日的生日,没有阴历生日。”说完,阮老爽朗地笑了。 

    按照阮老的回忆推算,他今年应该是95周岁。 

    阮老很健谈,但终归年纪大了,每次回忆谈话不宜太久。于是,我间隔一段时间与其女儿女婿谈话,在他那套与其身份极不相匹配的简陋居室里,喝着白开水,道着乡情,聆听着一位老人的真情流露,体味着一位红军战士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的传奇人生。 

    在高陂桥上立志当红军

    阮受贤原名叫阙精和,1917年6月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堂堡乡乌石岽村。这个村不大,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村民生活极其艰苦。1919年,他三岁时过继给培丰长流村(今为东中村)的亲叔叔做嗣,少年时代,他倍受磨难和欺凌,但也造就了他坚忍不拔、不怕困难、敢于吃苦的革命意志。  

    永定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闽西苏区的中心。1929年5月,红四军就到了永定,解放了永定县城,并分兵各乡村筹款做宣传工作,打土豪劣伸,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我就是在高陂桥上听了红军演讲后想当红军的!”阮老回忆说,当时太平区革命委员会在高陂桥组织群众聚会,红四军领导和宣传队对几千名赶集群众发表演讲,当地穷苦百姓很受影响、很受鼓舞。由于毛泽东先后二次到永定,因此,长流村的人在很早以前就知道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当地太平区革命委员会就是在红四军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32年春,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断壮大起来的中央红军,先是主动出兵攻打赣州,4月19日,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主力红三军和红四军出兵闽南攻打漳州,红军攻克漳州后,开始扩编招兵。这时闽西红军十二军收复永定县城,永定县城第二次解放,因而,各乡村“扩红”热潮高涨,阮受贤家长流村的农会召集村民开会,动员青年参军入伍。 

    阮受贤因家贫寒,又是后嗣,常被人家看不起,他想起当红军这么威武,就第一个报名要求参加红军。农会主席说他年纪小,还是个孩子,等两年再报名。阮受贤说“不行”,坚决要报名参军。农会主席很耐心,告诉他当红军是要出力的,一般来讲,你能有背动三支枪的力气才不致于误事。“我也能背动三支枪,不信现在就试!”农会干部拗不过阮受贤,只好同意他报名,阮受贤领了三元钱后遂被送去龙岩然后随七八十人的队伍一起步行去漳州应征入伍。 

    在漳州城郊东北角的一个叫子山的小学校里,本村阮勇贤和其他各村前来报名参军的70多名青年都批准入伍了,唯独阮受贤没有被批准,原因是他只有15岁,还是个孩子,让他过三两年再来。阮受贤软緾硬磨,好说歹说,急得要哭,但还是不行。 

    “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阮受贤就是抱着从家乡高陂桥听到的红军宣传员讲的道理,铁下心就要当红军。他想,你说不行,我就要行,你不收,我也不走,就在你收兵的门口等着。少年阮受贤就有那么一股子倔强劲儿。他抱定了参加红军的决心,说什么也不一个人回村去。正在阮受贤着急上火又无奈的情形下,来了一个人,在门口看到阮受贤便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正是第五次反“围剿”后出任国际少共师政委的肖华,时任红一军团青年工作部干事。按阮老的话说这肖华是救星。他来招兵处也是有事,问清事由,但见阮受贤清晰的脸上和一双明亮的眼睛都写满了参加红军的决心和信念,便毫不犹豫地决定破例收下,并把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兵分配在红一军团直属的警卫连。 

    警卫连连长看阮受贤还是个孩子,就专门安排他给一位干事当勤务兵。干事有大有小,连里的干事也就是个排级,每天无大事,净帮他打水洗脚干杂活,几天下来,阮受贤向连长提出不干了,不当勤务兵,要当个正儿八经的兵。这个时期,红军的作战任务很重,扩红招来的新兵,最初几天不发武器,但也没有专门集训的条件,新兵都是在随连队的行军打仗实战中学习军事技术。 

    阮受贤说,我分配到警卫连以后,每天行军,不分昼夜,走很多路,我在家乡从没走过那么多路,真是很累,累得全身骨节痛,但我吃苦,同村来的一起当兵的勇贤、志贤扔下了枪,当了逃兵,但我不跑。我不干勤务兵以后,领导也是为了照顾,把我分配给军团政治部,政治部的人嫌我土话重,听不懂,没有要我。又过了几天,把我分配到军团新组建的电台队,在电台队监护班当战士。电台队的人吃得好,常有肉吃。 

    讲到电台队,笔者注意到阮受贤老人回忆的两件事。其一是红军初创时期,下级军官大都配有勤务兵,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是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宣布一般的军内外干部不再配有勤务兵和警卫员。其二是红军一方面军的电台队和各军团的电台队,从队长到一般报务员都有高额津贴,或者也可以叫做工资,其待遇不仅高出一般官兵,甚至高于高级首长。 

    巧捉敌师长陈时骥

    “活捉张辉瓒”在当时苏区很多人知道,但“巧捉陈时骥”却很少人知道。笔者请阮老回忆这件事。1932年底,将介石向美国借款1200万美元作为军费,调集90个师5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更全面更残忍的第四次围剿。其前线“剿共”总部命令各部:必须拿出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对红区壮丁,一律处决;对红区的房屋,一律烧毁;对红区的粮食,抢到后首先分给铲共义勇队,其次设法运走,余者一律烧掉。从1932年6月到1933年3月,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精心策划并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围剿。在女儿女婿的引导下,阮老回忆了他参与巧捉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的前后过程。阮受贤老人说,1933年2月,我在一军团电台队监护班,按当时的情况说,已经是个老兵了。监护班共有12人,平时要参加军团机关组织的识字学习,并经常练习普通话。那时,在红军中间能说普通话的官兵极少极少,大家来自湖南、江西、福建的农村,方言各异,土话极端,所以练习普通话十分必要,大家也喜欢学,我学的算是快的。大约1933年2月底,也就是宜黄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凌晨,我们还没有起床,就被一排子机枪声惊醒了。电台队的业务人员没有武器,凡有武器的监护班战士,在班长的带领下,迅速地向打枪的后山扑去。

    初春的闽赣山区,几天的连绵阴雨,山林里的清晨依旧是昏暗的,距离很近了才能辨清敌人的面目。这样,12个战士一边呐喊一边射击,一边射击一边不停地换位。这个喊“缴枪不杀!”那个喊“你们跑不掉了,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喊的最多的是“红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缴枪,马上放你们回家!”敌人是昨天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刚才是听到山下电台机房的马达声响,慌乱之中胡乱打一阵子枪。敌人现在看到红军真的来了,又清楚地听到红军的喊话,不仅知道红军的厉害,也知道红军优待俘虏,便主动停止了射击,要求投降。敌人在山坡上的林中,12名红军战士谁也看不清敌人有多少人,为防万一,战士们命令敌人两个两个地下山来,放下枪,便带到村子旁的打谷场上。又饿又冷的敌人从山林的雾气中走来,2个、10个、20个、50个、100个,12名电台队监护班的战士从来没有直接面对这么多俘虏,既吃惊又担心敌人作乱。而俘虏仍在继续缴枪,150个、200个、300个、496个,近500名俘虏,黑压压一片,打谷场上,尽管已是早晨,视野并不好,好在敌人知道很快就要放他们走人,所以没有一个俘虏捣乱,也没有任何逃跑的企图。谈到这时,神情严肃的阮老抿了抿嘴唇,然后又说道:“当时,我怀着紧张的心情问面前的一个俘虏,‘你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个当官的?’很巧,那个俘虏听懂了我的问话,转过身,悄悄地告诉我,‘有!我们的师长就在这里。’‘师长!’我一听有一位师长,但绝没有害怕。我又悄悄地问那俘虏,你们的师长姓啥叫啥,有什么特征,高不高,胖不胖。那俘虏老老实实地小声告诉我,师长叫陈时骥,脸上有麻子,外号陈麻子,高个子,嘴角上有一个明显的瘊子,服装已换了,就在这里边。不多一会,我就把陈时骥给找到了,从俘虏群里带出来,我又报告了班长,班长小声告诉我,把他押回电台队去。在电台队,队长又作了一番审问,确信是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便让他坐到炕上,脱下湿了的衣服让我帮他烘干,给他水喝,又给他饭吃,最后才交给一个战士押往军团指挥部。” 

    阮老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俘虏一个敌人的师长,这无论在啥时期都是一件大事,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凡直接参加的都应立功授奖。但这件事情当时无人表扬,几十年间,仅有毛泽东主席和聂荣臻提到过第四次反“围剿”时红一军团的电台队活捉过敌人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详情无人知晓。 

    阮老说,活捉一个敌师长这件事,我今天不说也就遗忘了,说了,在今天也是不引人注意的小事一桩。在当时,只所以没有查问详情并报功授奖,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把活捉的敌师长送往军团部时就没作详细的交待;二是当时的上层路线斗争太复杂激烈,第四次反“围剿”因为没按博古、李德的指挥去打,所有的胜仗都算是“打错”了,王明一伙继反AB团后又大搞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党内干部人人自危,军事斗争又极其艰难,此事无人细问便不难理解了;其三是我个人坚持一直不说,即使在以后与首长们朝夕相处的日子,也从没提起过这件事。个人不摆功,甘做无名英雄,是我党一贯弘扬的传统美德。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壮举。那种艰辛、那个惊心动魄,后人难以想象。笔者请阮老回忆长征时发生的几个大事,阮老半响无语,他说自己在长征中没做什么值得回忆的事,只能谈点别人不很在意的小事。 

    关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歧的事。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军委主张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起联合北上抗日,毛泽东在懋功城外召开的联欢会上对红军战士作了北上动员,但张国焘心怀鬼胎,执意南退,图谋另立中央,竟然在动员会上公开唱反调,要红军战士跟他南下去阿坝吃大米白面。张国焘自持兵力强大,咄咄逼人,先是软禁朱德,而后想软禁毛泽东,情况万分紧急。有一天,在四川巴西,虽不到入秋时季,但此时已是冷风飒飒、寒气逼人。这天,天刚蒙蒙亮,阮老披衣外出挖野菜,看到毛泽东和其它警卫员急匆匆骑着马奔跑转移,阮老感到情况紧急,便急忙回房向聂报告,聂荣臻二话不说,吩咐阮老,在第一时间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关于红军第一方面军人数的事。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兴国等地出发时,是接近9万人,加上路途中间的几次扩红招兵,人数当超过10万。一方面军在突破腊子口到达甘肃境内,人数仅剩不足8000了。有人说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是万余人数,这实际包括了在甘肃、宁夏、陕北的扩红数量。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时,改称陕甘支队,取消了第一方面军的称号,原第一军团改称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这次部队番号的变更,阮老当年亦无法弄清其中的诸多原因,但红一方面军严重的减员不能不说是其原因之一。就拿红一军团来说,过湘江之前,前面的排头旗兵,无论在什么样的地势上,都看不到队尾,反之,队尾也看不到队伍的头,就是一军团的一个师,都是不能首尾相见的。而过了腊子口,一军团的所有部队,首尾相见便是常事了。阮受贤老人极其感慨地说:“那时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看到自己相依为命的队伍走到了这般境地,看到自己一贯坚信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能实现,最后一定能胜利的军队每天都在极为艰难的行军转战,心里虽然很揪心,但我们始终无所畏惧。在今天说来,会有许多人不信,但那的确是实情。” 

    关于红军中党员数量的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全国的党员人数大幅下降,长征开始后红军连队中的党员数量是极少的。中央红军历经了反“AB团”和反“罗明路线”的两次扩大化的肃反运动,严重破坏了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多士兵对入党有了顾虑。阮受贤老人说,长征期间,我还没有入党,那时的党员在连队里也是保密的,党员活动也是不公开的,基层连队中的党员数量,也的确不多。但这并没有影响广大红军战士跟着党中央北上抗日的热情。直到中央红军到了甘肃,在回民居住区,经组织谈话,我才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电台发挥特殊作用一事。阮受贤老人说,长征开始不久,我就从军团电台队监护班调到军团电话通讯队了。部队突破敌人的层层防线,一路上大都是急行军,以致过湘江时我都忘记是怎么冲过去的。上岸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左权参谋长(红一军团)。那时,通讯队除了负责安装电话、架设军团指挥部电话线的份内业务之外,另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从敌方的电话线上窃听敌情。军团长林彪特别喜欢使用这种方法,他不忙的时候就和我们通讯队一起窃听敌人的电话。长征前期,使用窃听敌人电话的方法,经常会有很大的收获,使指挥部作出准确的判断,在重兵的围困之下,使红军部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近百岁岁的阮老思维灵敏,跳跃式的回忆叙述,并没有搅乱说事的逻辑。说完了以上三件事,阮老那意味深长地回忆,似乎在抖落时空的尘埃,将笔者一同领上那让人类永远都无法忘记的漫漫长征路。 

    开始啊,不叫长征。长征这个词是后来有的。当时,军团的首长知道要战略转移,基层战士就以为是阵地转移,指挥员让撤就撤,让走就走,至于去哪里,都蒙在鼓里。那时候有个很响亮的口号,先是叫“一切为了前线!”后来叫“一切为了苏维埃共和国!”我那时就认定了红军队伍就是我的家,我死了也是红军的鬼,所以,遇到什么样的危机都不惧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 

    说到困难,长征途中的困难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达到了人体能量的极限。行军困难,打仗困难,养伤治病困难,连休息都困难。最困难的是饥饿。过雪山时为御寒我们可以拿夹被(没有棉絮的被套)裹住身体,但过草地时想充饥却连一点可以吃的东西都经常找不到,吃野菜啃树根那是常事,煮皮带、煮鼓皮“聚餐”那是连队的大喜事。我一生经历过两次最艰苦的时期,一次是这长征路上,另一次是1942年抗战中间。所以,我不愿回忆长征。 

    与朱德总司令的亲密交往

    笔者出于好奇,请阮老谈一些与朱德、毛泽东等伟人交往的事。他说,红军东征山西胜利回师陕北之后,党中央为了扩大并巩固陕甘根据地,同时也为了迎接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及随红四方面军西去的红军总司令部,迅速组建了西征队伍,于1936年5月下旬西征。 

    10月,西征红军经过连续的胜利,攻占了甘肃的会宁、界石铺,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在会宁,阮受贤作为聂荣臻的警卫员(特务员),第一次零距离地见到了朱德总司令。经过两次草地艰难的西行转战,朱总司令和四方面军的全体将士一样,会师时已衣不蔽体,阮受贤老人说:“我帮助朱总司令从一军团供给部领来一套军装,又把自己前几天刚分配到的一件丝绸衬衣送给了朱总司令。总司令推辞不要,还是聂政委说了话,才穿在了身上。”

    阮受贤回忆说,在此之前,除了一军团的首长,其他像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包括朱老总,都是见过几次面,有的连句“首长好”的话也没说过。倒是那个李德,随一军团行军和我混得很熟,经常是他摁着我的“小鼻子”,我捏着他的“大鼻子”,在一起玩闹。 

    1937年8月在去洛川的路上,我们和朱老总分乘两辆卡车,过一条河时,因河水太深,汽车熄火,我们下水推车,我把聂政委的左轮手枪和我的20响盒子枪交给朱老总的警卫员保管,结果第一辆车上岸后他就随朱老总上车走了,把枪放在河岸边,他也没说,我也不知道,把第二辆车推上岸后我也上车走了,结果等到走出很远两车相聚时,才知道枪落在河边了。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又不能返回去拿,还是朱老总冲我们喊道:“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车到北潼关时,一阵大风,把我的军帽吹走了。下车后,朱老总知道了,说:“你去买一顶国民党军帽吧,明天我们就要换装,我批准你提前一天换了。”于是,我到商铺里买了一顶国民党军帽戴在头上,成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换戴军帽的第一人。 

    洛川会议会期4天,每天会议结束后,他们几位参会的首长都要凑份子,凑点钱派我们到街上买青菜,菜买回来后。每次都是朱老总负责炒,我就跑过去负责烧火添柴。每炒好一个菜,朱老总都拨一点放在灶边的碗里,留给我和其他警卫员吃。当然是我吃的最多。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在晋南,朱怀冰部配合日军不断侵扰八路军,以至影响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收拾朱怀冰部,八路军总部调晋察冀军区4个主力团前往增援。聂司令员是专门要到总部汇报工作,这么远的路,又是只带我一个警卫员,多亏吕正操也想到总部认识一下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一路同行,才使我有些放心。在晋东南的黎城,朱总司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小阮,还跟着聂司令呀?有机会要去学习的。”这话我就记住了,到1941年抗大招生,我便要求去上学,聂司令员没顾上我这个事,直到1942年,我又提起朱总司令让我去学习的事,聂司令员才不情愿地作了安排,让我去了抗大二分校。 

    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一个多月,聂司令员一直与朱德住一个院,所以每天吃饭的时候总能找到一些话题。后期,朱德先回延安了。 

    朱老总为人宽厚,有老者风范,且平易近人。饭后常给我们警卫员讲个笑话,说个故事。这几天我过的特别开心。尤其是左权参谋长从前线回来,还专门叫我去他的家里吃了顿饭,我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一军团的老首长里,我感觉最能体贴部下又最没架子的应该是左权参谋长。 

    在山西黎城(后在武乡王家峪)这段时间,让我与朱老总说话谈心没了拘束,真心感受到自己不仅是总司令的一名小兵,还感受到我是他的一个孩子。 

    正因为有了这种感觉,才有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去看朱老总。那是1965年,我到北京看望聂帅,从聂帅那里出来,我就去看望朱总司令。那天是周末的下午,总司令从他办公室到小礼堂去跳舞,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向他报告说阮受贤来看他,总司令就把我叫到他身边,拉着我的手,问我从哪里来,现在工作怎么样,吃过饭了没有。说着话,一直拉着我进了跳舞的小礼堂。我和朱总司令坐在舞厅边的椅子上说话,有人来邀朱老总跳舞,他让我去跳,我说我不会,他就一直和我说话,直到我感到想对朱老总说的话都说了,才告别朱老总。其实,这次到北京见聂帅和朱老总,是我在基层因三反五反运动中保护老实干部而受到个别人报复,最后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心情不是很好才去的,但我见到聂帅时,尽管聂帅一直关心我为什么转业地方,我也没讲半句实言,只说是服从命令转业的。见到朱老总,看到朱老总的音容笑貌和结实硬朗的身体,就满足了。总司令,身居中南海,不是哪个战士想见就能见到的。所以总司令能答应见我,我已经很知足了,哪还有心思提自己的那点委屈。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尊敬的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元帅。 

    接触白求恩

    白求恩从延安辗转来到五台山,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毛泽东特批的,是阮受贤亲自从五台山金岗库下到西汇村接到并护送上山的。 

    说起白求恩,阮受贤老人极其佩服,高度赞扬,他说:从在红一军团当兵,到晋察冀抗日前线,我见过许许多多的外国友人在支援中国革命,有越南的,有朝鲜的,有日本人,印度人、苏联人、美国人、及西欧人,这些人都是真心地同情中国革命,并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这并不是他的出发点。长征后期李德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态度是极其坚决的。他和林彪的关系好一些,加之聂荣臻又能说点俄语,所以李德常在一军团指挥部,并于1935年10月和我们一起走完了那动人心魄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白求恩是友人至尊,他的忘我工作劲头和大胆创新的医疗技术思想令我终身难忘。从1951年后,我在医院作部门领导,触景生情,经常地想起白求恩医生。 

    1938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受聂司令员的指派,带着几个人随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从军区司令部驻地五台金岗库下山,走到现在的定襄县西汇村头,才接到晋绥军区派人一路护送来的白求恩。 

    白求恩得知很快就要见到毛主席在延安给他介绍的聂荣臻司令员,特意在路边的清水河里洗了澡。聂荣臻为了给白求恩接风,让食堂做了十几个菜。真是十几个炒菜。结果白求恩不喜欢吃用油炒过的菜,只坐在那里看。没法子,聂司令员让我领上白求恩,到食堂厨房自己挑,喜欢什么自己做。结果我烧火,他做了2个不放油的煎鸡蛋,又用水煮了点土豆片,捞出后加点盐,他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得很。” 

    白求恩带来3个驴驮子,里面除了医疗手术器械外,大都是当时根据地奇缺的消炎药品(针剂),另外还有他的行李和几本书,以及可以折放的行军床。 

    在金岗库,白求恩没有休息就投入工作,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临时诊所。他走村调研,建议并立即实施创办了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几个月后,他又穿越敌人封锁线,来到冀中山区和平原,不久便在河北唐县张各庄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战地医院。 

    那时的医院,在今天看来就不叫医院,伤病员都是住在老乡的家里。白求恩白天集中精力给伤员作手术,给医务人员和学员讲课,晚上要提着马灯挨家挨户看望每一个伤员,那也叫查病房。 

    因为生活战斗的环境极其艰苦,从延安的毛泽东到晋察冀的司令员聂荣臻,都十分关心白求恩的生活和健康,毛泽东提出并电告聂荣臻每月要给白求恩100元的伙食补贴,他不要,军区供给部专供白求恩的鸡蛋,奶粉等,他都送给了伤病员,自己和战士一样,吃基本没有菜金的伙食。 

    刚来五台山不久,白求恩用自己的O型血直输给一名伤员,让其他医务人员临床操作实验,在八路军前线开创了战地直接输血救护伤员的先例,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培训医务人员,他亲自编写的几种战地医护教材非常实用,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的医务人才。他在战地医疗救治方面大胆创新,解决了无数个战地医疗难题。我们叹服地尊称白求恩为“军中医魂”,一点也不过份。 

    聂司令员当时对白求恩十分关心,经常派我到他那里了解有啥困难和需要帮助的事情,一年多的时间,我对医疗便有了些皮毛上的认识,这大概就是建国后领导把我安排在医院工作的缘由吧。 

    说到这里,阮受贤老人又讲了这么一件事。白求恩刚来五台山不久,一天给聂司令员拔一颗牙,使用的是全麻。那时麻药很缺,白求恩也是怕聂司令员痛才使用全身麻醉。那天正巧聂司令员给我任务,我外出不在司令部。回来后进屋里一看,就聂司令员一个人躺在床上,叫他不答应,我哪知道麻醉是怎么回事啊,一下子就急了,大喊院内值勤的警卫,手里提着枪随时准备扑向坏人。一会儿,白求恩回来,告诉我这是全身麻醉。说着,聂司令员也醒过来了。从那以后,我不但知道了麻醉药,还知道了消炎用的长效璜胺、青霉素、止痛药等。从五台山到冀中平原,从涞源到唐县,我耳闻目染地学了不少医护知识。 

    白求恩是急性子,对工作中不小心和不用心做错事的人,常发脾气,大声骂人。但他绝无半点私念,他全身心地、一门心思用在工作中,扑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事业上。 

    1939年10月,在河北涞源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在紧张的手术中被一位伤员的碎骨划破了手套,扎破了左手中指。这里,我需要很郑重地告诉世人:不是传说的白求恩用手术刀割破了自己的手指。若是那样,白求恩会不停地骂自己是个大笨蛋。由于条件太残酷,保护的不好,白求恩在后来的一次手术时,又将受伤的中指感染上病毒,转为败血症,于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多在河北唐县易家寨逝世,终年49岁。 

    所有的书上都说白求恩牺牲在黄石口村,我记得应该是易家寨。当时军区司令部驻何家庄,11月11日下午,我陪同聂司令员去看白求恩,他是上午给聂司令员写了一封长信,对他能记在脑子里的事都有了一个交待,包括死后自己的日用品赠送给谁作纪念,都有详细地陈述。白求恩见到聂司令员时说道:“我对不起毛主席,没有完成任务。请一定转告毛主席,我对不起他。”白求恩还拿出一双他在根据地买的一双小脚女人鞋,红色的鞋面上绣着花,脚后跟打着铜掌,这是一双精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人鞋,白求恩要求聂荣臻将鞋子设法转交给远在加拿大的女友。 

    我也得到了白求恩送的一条鸭绒褥子和一把面上镀金的刮脸刀架。鸭绒褥子很快就失落了,但那把镀金的刮脸刀架是近几年才找不到的。阮老长女插话说,这个刮脸刀可能是被弟弟带到学校削铅笔弄丢的。 

    阮老说,在战争年代,死个人太平常了,我多少年都没掉过眼泪,而白求恩的死,我们都很伤心,都落泪了。一些老百姓更是难以抑制自己,仰天恸哭。 

    在聂荣臻首长身边

    笔者问阮老日常怎样称呼聂荣臻同志。“从我在一军团认识聂荣臻那天起,就是喊他‘首长’。给他当警卫员以后,还是喊他首长,一直到今天,习惯了。”“你在首长身边,发现他有什么特点,或者说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有,有的。”阮老放慢语速,一边沉思着一边说。 

    “我的首长身材修长,穿着整洁干净,无论啥样子的衣服、鞋帽,只要他一穿在身上,就会有与别人不一样的感觉。他潇洒、英俊,做事利落。” 

    “首长这么讲究,你能适应他吗?”笔者忍不住问到。 

    “不是我适应他,而是他适应我。红军战士大都从农村的贫困人家走来,各方面的素质都要到队伍上锻炼。首长这个人与人相处很随和,很忍让。但留任他的警卫员,他当然要有所挑选。警卫员要机灵、勤快,日常生活和外出安全戒备,警卫员要尽可能想在首长前面。否则便不称职了。你说不是?” 

    笔者答应:“是。那首长喜欢你吗?”“当然喜欢。”“那你喜欢给首长当警卫员吗?” 

    “不是给首长当警卫喜欢不喜欢,我这人的个性是从骨子里不愿干警卫员。一开始组织找我谈话时我是不同意到首长身边做特务员的,一是认为到首长身边受拘束,二是我在特务连很快就提拔任职了。但领导只要说是组织安排,那就没二话地去,而且要干好。自当了特务员以后,首长的衣食住行,给我的影响极大,尤其是讲求卫生方面。 

    水里的动物,首长喜欢吃甲鱼,偏爱嚼鱼头。家养的动物,首长喜欢吃鸡,偏爱啃鸡尾。首长的故乡在重庆江津,也当然喜欢吃辣椒,这就和我有了相同的口味。战争年代,他喜欢吃我给他炒的菜,即便是简单的炒白菜,也喜欢让我炒给他吃。 

    首长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做事认真周到,为人平和谦让。1932年初红一方面军重新组建第一军团,他便担任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军团长林彪,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参谋长陈奇涵,这些人的年龄都比聂荣臻小,资历比聂荣臻浅。从1932年到1937年7月,其他的职务都几次易人,唯独政治委员一职,自始至终是聂荣臻一人担当。抗战爆发后,新组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上报国民政府军委会(及国防部)的编制里,聂荣臻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对八路军内部和党内来讲,聂仍然是一一五师的政治委员。 

    平型关战役结束后,受中央指示,林彪、罗荣桓各带一部南下,仅留下兵不到三千,将不过三十的一支队伍,于五台山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干部,完全是新人。就是这么一块很小的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在聂荣臻的领导下,不到两年时间,发展到冀中、冀东、察哈尔、晋东北等广大地区,成为全中国第一块模范抗日根据地,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 

    阮老特意强调,我只所以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点,聂荣臻这个人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炫耀自己,他最能体谅部属,主动地配合,往往使工作达到最佳状态。他早年留学法国,1923年入党,1924年在苏联学习,回国后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负责往军队安排中共党员干部。林彪于黄埔四期毕业后,就是经聂荣臻直接安排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的。6年以后,25岁的林彪升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性格内向、个性自私的林彪应该从聂荣臻那儿得益许多。这是我的一点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和国防科技装备,与各界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努力创造科学工作环境,从而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得以迅速发展,使“两弹一星”在较短的时间实验成功。这是我的一点所闻所想。 

    聂荣臻遇事冷静,认识分析问题精辟,解决矛盾果断适宜,无论是运筹战略战役,还是经济建设,抑或部属纠纷,包括后来对科学家的爱护与使用,都从各方面展示了他的大智风范和科学的发展观。日常工作中,我随他在陕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外出开会办事,不管白天黑夜,身边就带我一个人,那时的敌情极其复杂,如果没有超人的胆识,是不会只带我一个人的。至于前边说我累得不行,那是我今天这个年龄上说笑话,那时每天顾及最多操心最大的是首长的安全,至于疲累,年轻人一觉醒来,全都没有了。 

    在首长身边久了,他舍不得我走。他对夫人张瑞华、女儿聂力,都表现出浓重的亲情,对我也一样。1942年我入抗大学习,在延安毕业时日本已经投降,顺路护送张瑞华到达张家口首长身边。之后,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学习驾驶摩托车、驾驶汽车,在我的卡车被敌机炸毁后,又去学习修理汽车,担任晋察冀军区在河北唐县的汽车修理厂厂长,石家庄解放后又调任卫戍区特务连连长,这段工作,还是一直在首长身边,不断得到他的关怀。以后,别人把我整到地方,他知道了还以为是我使性子要求去地方的。在北京见到首长,我怕打扰他休息,没有给他汇报实情。但看得出来,首长是在打心眼里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 

    说起家庭,我的老婆还是在玩笑中由聂司令员特批娶下的。1946年的一天,我正在低头沉思什么事,聂司令员从我身边走过,说了句:“想媳妇了吧,那么用心!”我抬头看着他,认真地回答:“有点想。”“啊!还真想?”“敢情你们都有了。”“好说,你若能找到,就批准你结婚。”我急忙说:“一言为定”。“驷马难追!”聂司令员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我也毫不放松地抓住了这次机会。要知道,那期间稍年轻一些的团级干部还不批准结婚呢。 

    首长看我平时对结婚事没反映,在女孩面前规矩得很,实际上我也想,都30岁的人了,怎能不想结婚呢?就是这么一句玩笑,我认真地告诉了后勤部长,很快,一位当地兵站的站长,就带我去河北郡城相亲。站长领我去见第一位姑娘,这位姑娘外出不在家,又领我去见另外一家姑娘,这位姑娘虽长得不怎么样,但很健康,我想老婆心切,就马上认了这门亲事。我领给聂司令员看:“怎么样,首长,同意结婚吧!”“不同意!”我一听急了,忙说:“首长不能反悔,说过的驷马难追!”聂司令员说:“不是别的,我是说你找的这个媳妇不漂亮,我不同意你娶这个姑娘,我建议你另找一个漂亮的。”我说:“这姑娘就挺好”。聂司令员说:“小毛孩你别急,好好想想,明天决定。”

    就这样,又等了一天。我态度坚决,就这女的了。于是,聂司令员让我到政治部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今天告诉你,若没有聂司令员的关心,我还得等三年才能找对象。 

    聂首长对我是真好,他有1元钱,就会分给我5毛。就这么好。1939年,我去抗大读书时,聂问我兜里还有多少钱,我说30块大洋,聂说你一半我一半。后来我把他给我的15块钱带到抗大后弄丢了,向校长报告,学员全体集中清查,此事震动了整个学校。 

    阮老谈兴很浓,笔者又担心这有限的时间里误了我要问的主题,加上阮老耳又背,笔者只好用大笔写大字写好要问的问题请他回答。并把他的话全部录下来带回老家整理。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个小时,临走时笔者提出要一些资料照片,阮老又感叹地说:前几年,有个记者采访我,把我在战争年代保留的珍贵照片拿去使用,一走不见回音,照片不还,人也找不到了。还有给我写传记的,粗制滥造,还要几千元钱。有人写“西安事变”期间,我随聂荣臻进入西安,在杨虎城的司令部住了半个月。这是没有的事。我就没进过西安城。聂荣臻进过西安城,但仅一天。一军团指挥部曾驻过杨虎城的老家陕西蒲城槐院巷。在这里,聂荣臻结交了许多西北军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这是“西安事变”以后了。最近有个单位几次来信,要我写我与毛泽东的交往,也是要几千元钱。我和毛泽东主席没有交往,就是有,我也不写。这些单位为了赚那么点钱,以炒作我们这些活着的老人为名,干着玷污革命先烈的勾当,根本起不到教育后人的作用。 

    我这个人心直,离开首长到基层做事以后,还真有些不适应。“三反”“五反”期间,又是因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结果得罪了个别干部,不久被转业到了地方工作,30年没提级没长工资。多年来,我有点人生体会是,我们党的组织思想建设,应该是全民性的。党的力量是否强大,关键是党的方针路线是否正确,而不在于党员的数量多少。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的,经济建设年代更应该这样。 

    由于阮老有很多话还要对笔者说,第二天,笔者应约再次来到阮老家。

    我自1932年参军以来,大小险情遇过无数次,身体从未中弹受伤。说起没受过伤,我再讲一个别人不知道的事: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毛泽东主席是坐在担架上亲自指挥的。这时朱德、刘伯承等人还没到陕北,中央红军在腊子口战役后改称陕甘支队,战役前刚恢复了第一方面军的番号,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合计兵力1万余人。而面对的敌人是5个师的兵力,还有飞机的空中支持,所以,作为红一方面军政委的毛泽东极为重视直罗镇一役。 

    这个时候我在刚组建的一军团特务连当班长,126人的编制,长短枪兼配,另有4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该连是一军团的宝贝,此役为机动预备队。当直罗镇战役基本胜利,军团指挥部已前移,命令特务连向军团部靠近,前来作向导的老乡一再提醒我们的连长:直罗镇中心土围子里还有敌人!连长刚愎自用,自大轻敌,把向导的话当耳旁风,率领全连径直进入敌人的枪口之下。敌数挺机枪,如同狂风,转眼间把一个生龙活虎的特务连,一支装备精良、大都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精英队伍打的乱七八糟。我是侥幸从敌枪口下脱险的二三十人中的一个,今天想起来,我都痛恨那个连长,由于他的大意,造成那么多好战友作无畏的牺牲。 

    1940年夏,就是从八路总部返回晋察冀的那次,去的时候人多,回来时就我跟聂司令员,夜晚走到井陉,要过铁路时,过来了日军的铁甲车,偏偏停在我俩的迎面,不走了。我俩悄悄地往回绕,结果绕进了日伪军的宿营地,被敌人发现,好家伙,这一阵打,边打边跑,聂司令员在前,我在后,耳边的枪声,鬼子哇哇的叫声在四周不停,我们从井陉绕过铁路直打到阜平境内才停下,我查看聂司令员毫发无损,我俩谁也没受伤。 

    这件事当时我没在意,几年后的1948年,在我们身边出现了暗藏的特务,除奸队队长的大舅子是国民党中统成员,险些出了大事,由此我联想到这次过井陉铁路怎么这么巧被敌人拦住。 

    还有,平型关战役时,一一五师师指挥所确定以后,聂政委选定一处地方隐蔽下来。我在聂的身边,天亮后一直手拿首长的望远镜,不停地观望远处公路的拐弯点,我第一个在望远镜里看到了颠簸的日军汽车,鬼子坐在车上摇摇晃晃,我激动地喊到,“来啦来啦!”虽然声音不大,但那似乎是喊。首长命令我:“隐蔽好!”他伸手接过望远镜,大概就在这以后,才听到汽车的马达声。平型关战役我是第一个发现敌人的,而不是他们说的先听到马达声再看到敌人汽车的。 

    因笔者先前去了平型关战场旧址,还参观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纪念馆内一张聂帅和阮老照顾两位被日军遗弃的小姑娘的照片感人至深,便问起了当时的情形:美穗子是在战场上被部队发现的,人家把她送到司令部,首长便把照顾小姑娘的任务交给我,我给她喂饭,用箩筐挑着她走路,直送到河北石家庄。阮老还说了战场上的事,战斗打得很惨烈,鬼子躲在壕沟射击盲区负隅玩抗,我军将士便采取挖“神仙土”的办法把鬼子埋葬在土里。在老爷庙前,我缴获了一辆日军摩托车,骑上去,怎么也无法起动,然后下车推,推又推不动,无奈,我只好放火把它烧了。打扫战场后,首长看到缴获了那么多武器弹药,大喊,“我们发洋财啦!”我也跟着喊“发洋财啰!”当日首长吩咐我备酒开罐头庆贺这场震撼人心的抗日战争胜利。

    说完平型关的事,阮老喝了几口水,又讲起在阎锡山家里活捉敌团长和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冲突时毛泽东脱险的事情。因团队有事,笔者起身告辞:“阮老你是我们家乡人民的骄傲,是家乡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祝你健康长寿,寿比南山!” 

    笔者要问的问题还很多,但考虑到阮老的身体,便决定再找一些资料来完成这篇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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