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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定暴动及其历史功绩
  • 2014-12-22 来源: 作者:
  • 1928年6月,在张鼎丞、阮山、卢肇西等同志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全省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此次暴动,对促进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加快党和红军建设的步伐,推动闽西地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苏维埃的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永定暴动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反动豪绅地主,虽然受到了一些打击,“但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实际上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流氓土匪仍十分猖狂地统治着永定”(1)。从1923年至1925年的三年中,不同派系的军阀往返占领永定7次,每来一次换一次官,先后换过10任知县,每换一次官,便重派一番捐税,大小捐税30几种,还拉夫、派工,花样百出。同样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深蒂固,收租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全县佃农、半佃农占总人口的60%,自耕农占30%,富农占7%,地主占3%,而收租阶级却占有60%~80%的土地。封建地主阶级的地租和债利达到了极其残酷的程度。穷人借贷的利率一般20%,而高利贷则是30~50%,有的甚至高达100%。全县因欠债欠租而弄得家破人亡的屡见不鲜。帝国主义对永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也是无孔不入的。他们在永定以开设“天主堂”、“牧场”、“育婴堂”为借口,多方面收集我政治、经济情况和残害人民群众,随着政治文化的入侵便是经济侵略。自从厦门等地被帝国主义列强开为商埠后,洋烟、洋货、洋纸等充斥了整个永定市场。永定唯一的经济命脉——条丝烟、土纸、烟刀等受洋货、洋烟的冲击,排斥而日益衰落。“近年因香烟流行,永定的条丝烟的销路一落千丈,造烟工厂及售烟商埠倒闭甚多,烟叶衰落便影响于农民及大部份手工业工人之收入,所以连年兵祸匪祸,米价腾贵,使工农生活大恐慌,动摇了永定整个社会(2)。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新军阀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代替了光明的中国”(3)。当时,闽西地区被陈国辉、郭凤鸣、张贞等土著军阀所割据。永定由张贞部属张大成、陈国华所占据。他们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陈国辉与坎市土劣相勾结,强派“岩坎公路捐”大洋两万元。捐多、税重、租利高,永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永定人民是具有反抗精神与斗争传统的。早在大革命初期,永定开始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1926年夏,中共厦门总干事会书记阮山在上湖雷建立闽西最早的中共永定支部。不久,第六期农讲所学员胡永东、王奎福在下洋建立金丰支部,接着,张鼎丞在金砂建立溪南支部,陈祖康在文溪建立太平支部。各地党组织成立后,秘密领导农民起来斗争。1927年9月和10月,南昌起义军途经永定,沿途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特别是周恩来、朱德等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指示并留下江德贤、李西享、何正生、罗臬等一批军事骨干帮助永定工作,这就为中共永定县委的建立和后来的永定暴动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工作基础。10月,中共永定县委在金砂公学成立,县委成立后即认真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积极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发展农民协会、开办平民夜校、向党团员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在此基础上把农会中骨干组成“铁血团”,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在金砂、西溪、上湖雷和陈东坑等地秘密开办兵工厂,制造子弹、武器等,为永定暴动积极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1928年1月,时值旧历年关,中共溪南区委书记张鼎丞发动和领导了金砂1000多群众到永定县衙示威请愿,要求“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紧接着,党组织又发动了龙门、陈东坑的农军抗击陈国华部的骚扰;上湖雷农协会镇压了奸淫妇女的狗腿子后又砸烂了县知事乘坐的轿子;高陂农协组织农民反抗马路捐并火烧了高陂团防局。春荒时节,各地党和“铁血团”组织均有较大的发展,如溪南地区就有党员200余人,铁血团员2000余人,农协会员3000余人。县委因势利导又在溪南区发动了“借粮度荒”和“分粮吃大户”的斗争。

    全县各地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5月间,国民党49师调江湘支队(步兵四连,炮兵、机关枪各一连)进驻永定县城加强防范。随即在县城成立了“清匪委员会”(4),妄图镇压各地农民的武装斗争。6月2日晚,江湘亲自督队100余人,包围了中共溪南区委驻地——金砂公学,区委书记赖文舫等6人被捕。这一事件是直接酿成永定暴动的导火线。为了对付敌人的镇压,溪南区委组织全体农军一律上山作好战斗的准备,附城区各地农民实行戒严。与此同时,各乡的地主纷纷逃往县城与反动官吏军阀串通一气,并断绝了城乡交通联系。此时正值夏荒,农民的农产品、柴、炭等无法进城出售,群众生活更加困难。溪南里群众每天只有一顿饭吃,其余靠吃豆子、豆叶过活。于是,群众纷纷要求暴动,杀进城里去。

    永定暴动经过

    6月中旬,根据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形势,中共永定县委在陈东岭头湖塘小学召开党员代表紧急会议,张鼎丞、罗秋天、阮山、卢肇西、卢其中、曾牧村、谢献球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张鼎丞、罗秋天主持。会议决定成立“永定暴动委员会”。推选张鼎丞为总指挥,阮山、卢肇西为副总指挥,陈正、曾牧村、卢其中、江德贤、江桂华等为委员。并部署暴动计划:“在太平里持镇静,东乡与湖雷做游击战争,实行杀土劣地主,焚烧田契,如军队对付游击队,则附城干暴动”(5)。并决定使用“调虎离山计”,立即发动群众武装暴动攻打永定城,营救被捕的同志。会议结束后,各地立即作好一切准备。

    6月29日凌晨,阮山、熊振声率领首先打进上湖保安队的30名工农士兵举行起义,并收缴了保案队和地主豪绅的枪支,捉土豪、烧田契,揭开了永定暴动的序幕。当日,起义队伍星夜赶至陈东,汇合石成坑赖秋实,石岭谢献球及陈东卢肇西、卢其中,高头江德贤、岐岭等地收缴地主民团的枪支,镇压了土劣陈许南等6人,焚烧田契债据。7月1日,阮山、卢肇西率领队伍开赴下洋与陈正、曾牧村率领的下洋暴动队伍汇合后,攻打古洋。3日返回陈东,4日开到上金丰,同日攻打平水坑民团,激战3小时后,攻入村里,烧毁大小楼房13座,后暴动队伍开回陈东一带坚持斗争。

    6月30日,驻守县城的江湘部获悉湖雷、金丰举行暴动后,即抽调200多兵力前往镇压。城内仅留下100余士兵镇守。张鼎丞、罗秋天接到龙岗乡党员卢启才送来的情报后,立即作出攻打永定城的决定。一面派人通知西溪、东溪等地暴动队伍集中待命,一面集中金砂各乡村的队伍在赤竹凹待命出发。傍晚,溪南里暴动队伍3000多人,肩扛土枪、土炮,手拿鸟枪、步枪,颈系红布条,分成三路向县城进发,并按指定的地点埋伏在县城周围(6)。

    7月1日凌晨4时,张鼎丞下达攻城命令,他右手拿手枪,左手拿着红旗,亲自指挥攻城。西溪农军戴福标首登北门城楼,占据城楼后,他立即发出攻城联络信号。各路队伍即发起猛攻,直逼县衙、监狱。农民武装与敌展开激战,开始用步枪射击,子弹打光后,就用大刀、长矛、土炮冲锋,敌人不支,龟缩在县衙附近据点等待援军到来。此时,出城的敌军闻讯赶回援助。暴动的队伍与敌军激战至上午9时,才不得已撤离出城,但仍继续围城三天。

    这时,邓子恢从上杭来到金砂,他与张鼎丞、罗秋天等具体分析了形势后,认为此次暴动已造成很大的声势,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已经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因此应立即停止围城,把暴动队伍撤回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于是,县委改变策略,将暴动武装撤回到金砂、西溪、东溪等地,随即开展土地运动。

    此次暴动,共杀死反动侦探、地主、土劣60人,但我们也损失同志20余人(7)。

    永定暴动的历史功绩

    永定暴动是我省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武装暴动。“永定农民暴动已成整个闽西暴动的开始、也就是福建总暴动的先声”(8)。它在福建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一)它促进了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为创建闽西红军奠定了基础。暴动前夕,全县计有农军12个连(其中溪南4个,太平4个,金丰3个,湖雷1个)共1500多人(9)。经过暴动的尝试,县委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能战斗的工农武装。于是,7月4日,在溪南农军从县城撤回金砂之后,县委就从攻城的特务营中挑选骨干200余人,在金砂金谷寺成立了闽西最早的一支红军部队——溪南红军营,由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营以下设3个连(10)。暴动武装整编后,立即投入了反“清剿”的斗争,从而保证了溪南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首次土改分田的顺利进行。

    上湖雷和金丰暴动武装,经下洋和平水坑战斗之后,便撤到陈东广圣庙整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永定农民自卫队,队长熊振声、党代表卢肇西、政治部主任江德贤,教官李西亨、曾格,军需陈正、曾牧村,宣传胡定军,全队有200多人。整编后,他们在金丰大山开展军事训练。不久,这支队伍在大溪背伏击了中金八乡民团,俘虏团丁5人,缴获枪6支,马2匹,望眼镜一架,并迫使南溪民团团总苏逸之在溃逃时溺死在河中。

    太平暴动后,在文溪成立太平游击队,队长林梅汀,全队有80余人,在岩永杭边开展反“清乡”的游击战争。

    8月6日,闽西秋收暴动攻打龙岩、坎市失利后,王海萍、傅柏翠率领蛟洋、白土暴动队伍150人来到金砂古木督与溪南红军汇合,在成立中共闽西特委的同时,成立闽西暴动委员会,王海萍任总指挥,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副总指挥。并将岩永杭的暴动武装整编为闽西红军第7军第19师,下辖3个团。上杭蛟洋和龙岩白土的暴动武装编为55团,团长命傅柏翠,党代表陈锦辉;金丰和上湖雷的武装编为56团,团长熊振声,党代表卢肇西;溪南的武装编为57团,团长张鼎丞,党代表邓子恢(11)。闽西红军成立后,“来往于各县去帮助农民斗争”(12)。

    8月19日,张鼎丞、傅柏翠率55、57两个团开赴上杭丰稔配合当地李立民、吴仰文领导的稔田暴动。同月29日,张鼎丞、卢肇西又率领56、57团开往平和五坎发动当地农民斗争,为饶和埔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基础。以后,因暴动乡村不断遭敌“清乡”而继续集中斗争又缺乏军事指挥人才和武器弹药,因此,特委决定各县队伍仍回原地坚持斗争。55团分别由陈锦辉、傅柏翠带回白土、蛟洋。56、57团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直至本年(1929年)现在这个始终保持四个斗争赤色区域,未被反动派消灭下去,一个是龙岩白土乡,一个是上杭蛟洋,一个是永定金丰里和永定溪南里”(13)。

    1929年5月,红四军解放永定后,永定的红军和各乡武装力量又迅速发展。6月,红四军在连城新泉成立第四纵队时,56、57团被编入第八支队,支队长卢肇西、党代表赖连璋(14)。

    (二)永定暴动创造了土改分田经验,推动了闽西土地革命运动的发展。溪南红军营成立后,3个连分为三路同时向金砂周围进发,发动群众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支,打土豪、没收多余粮食和财物,当场烧毁田契借据。与此同时,溪南党组织在各乡发动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废租、废债、抗捐、抗粮、抗税,并成立了双溪、樟园、赤丰、太平、中金、三坊、秀溪、玉石、卓墩、秀山、西一、西二、中石等13个乡苏维埃政府。各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宣告了在这块土地上旧政权的告终。

    溪南各乡苏政权的建立为区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8月初,溪南区各乡开展民主选举,每个乡选出代表3至5名。中旬,在金谷寺召开溪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张鼎丞、邓子恢亲临指导会议,会上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选举廖德修为区苏主席,范钦洪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还成立肃反、财政、文书等委员。同时大会还颁布由张鼎丞、邓子恢等人通过调查研究并亲自起草修改的《土地法》、《劳动法》、《肃反条例》、《婚姻条例》等新法令。这些法令以后都得到贯彻执行(15)。

    暴动前,溪南地区农民受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是溪南农民的迫切愿望。当暴动队伍撤回金砂后,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酝酿了没收和分配土地问题。由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工作是第一次尝试,当时党中央和省委都没有土地纲领和具体指示,当时只懂得一些原则,就是要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以达到争取群众的大多数的目的。在做法上,只知道中央有两条方针:一是按人口分田,一是按劳力分田。经验从哪里来呢?办法是依靠群众。张鼎丞、邓子恢找到了20多位热心又熟悉土地情况和经验的农民(包括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在卓坑源土地庙召开座谈会,也是溪南第一次分田会议,详细调查了解当地各阶级土地的占有情况,讨论分田办法和原则,依靠群众的创造性,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制订了一套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和具体办法,并经过溪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作出了正式决定。这办法是:“以乡为单位,即以本乡人民现有耕种的土地,作为本乡的土地所有权,归本乡按人口(包括地主、富农,但反革命分子除外)平均分配土地;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以各户现耕土地为基础,按全乡每人平均应得的亩数为依据,有多的抽出来,不足的补给(他)去实行分配”(16)。根据这种政策和办法,首先在古木督、卓坑泉、樟塔三个乡作典型试验。然后区委、区苏总结这试点经验后在全区迅速推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溪南13个乡,近3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没收和分配工作。

    土地革命斗争为坚持溪南工农武装割据达半年之久,起到了根本保证作用。溪南土改分田的经验与后来中央公布的土地纲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1929年7月,在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永定暴动“……是一个英勇行动,虽然失败,但发动了闽西土地革命,意义是很重大的”(17)。它“对指导整个闽西人民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经验”(18)。以后,这些经验很快地推广到闽西各县和其他根据地实施。1929年红军入闽后,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地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19)。1930年“南阳会议”上,毛泽东在肯定溪南“抽多补少”的分田经验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这条主要原则,从而使土地分配政策更趋完善。它为党领导下的整个土地革命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永定暴动促进了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永定暴动是永定县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精神和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领导的。这次暴动使反动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在永定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共青团福建省委高度评价这次暴动:“6月29日,永定的工农从湖雷暴动起来了,红色的旗帜在三日之内飘扬于永定全境。他们用土枪炮,用镰刀和斧头,铁桶般地包围了县城,反动豪绅资产阶级吓得浑身颤抖,反动军队望见红旗的影子便逃,永定已不是国民党的永定,永定已经是革命工农兵的永定”。 “永定地主的田契,资本家的债券,被暴动的工农一焚而尽”(20)。

    暴动后,敌江湘部立即纠集反动武装对暴动地区进行“清乡”。因金砂是张鼎丞的家乡,是永定革命的策源地,成为“清乡”的主要目标。7月7日,江湘部与溪南民团400多人,从县城直扑金砂。由于县委早已作好坚壁清野的准备,敌人扑空了。接着,敌人于7月12日又纠集峰市、湖雷、中川、堂堡、兰岗、芦下坝等地民团500多人分三路窜扰溪南进行大肆洗劫。江湘在溪南进行“清乡”的同时,又指使在湖雷、金丰、太平等地的驻军配合当地民团对暴动乡村进行“清乡”。如金丰集中八乡的民团200多人“清剿”孔夫、长流、文溪、下黄、西陂等乡村,其摧残程度不亚于溪南地区。县城驻军还配合当地民团分别从抚市、坎市、陈东、县城四路进攻阮山的家乡——上湖雷。针对敌人的残酷“清乡”,溪南、湖雷、金丰、太平等地区的武装在党组织领导下,不断挫败了敌人的“清乡”计划。农民武装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战斗力不断地提高,武装割据区域也不断地扩大。1928年7月29日,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赵亦松给中央的——永定、武平、龙岩工作概况》中高度评价:“永定农民斗争爆发,是闽西农民斗争的信号。永定游击战斗的开始,是福建游击战争第一幕。”永定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对闽西各地斗争的影响甚大。此后,上杭的丰稔、才溪,平和的五坎(今属永定的湖山乡),长汀的畲心、古城,武平的象洞、小澜,龙岩的小池,连城的连南及漳平的龙车、永福等地此起彼伏的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逐步建立大片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四军入闽进一步创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永定暴动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和张鼎丞等同志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次伟大壮举。它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进行武装夺取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尝试。它的影响与功绩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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