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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在闽西的调查及其重要作用
  • 2013-12-30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曾汉辉
  •   [摘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中央苏区时期,特别在闽西期间,毛泽东通过召开调查会、查阅地方志书、阅读报纸、向基层群众和干部了解掌握最真实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入思考,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以指导革命和斗争。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闽西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写下了《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洲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调查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才溪乡调查》等,绘制了中央苏区蓝图,开辟了革命道路;制定了建党建军纲领;解决了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等问题。

      [关键词]毛泽东   闽西调查   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情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革命、指导工作。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共进行了17次比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特别是从风云突变的1929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多次到闽西,不仅亲自主持召开具有决定历史意义的辛耕别墅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古田会议、闽西一大、南阳会议等,而且还进行了7次较长时间和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从而写下了《古田会议决议》、《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初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论著,对中国革命道路、党和军队建设、党的思想路线及其根据地建设进行了科学概括,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有效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

      一、 毛泽东极端重视调查工作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表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语,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这是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九一页说的一段话。
      善于调查研究,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基石。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认为只有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才能获得改造中国的良方。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每到一处,就查阅地方志书,了解当地历史;阅读各种报纸,掌握时事政治;搜集军事情况,调查敌情敌况;而召开调查会,则是他了解实际情况,制定方针策略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毛泽东重视行军途中调查:1929年1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到闽西、赣南一带迂回,以牵制敌军的行动。毛泽东就布置曾志做调查工作,给一张表。表的内容大概是当天行军从什么村庄出发,经过什么村庄,村里有多少户人,是砖瓦房屋还是土砖破旧房屋。村子靠山、靠水还是靠大路,山的高矮、树木的多少,周围田地作物是些什么,土地的亩数,村子的贫困情况如何,村与村之间有多远的距离,地势地形情况如何等等。每天出发前,曾志都召集直属队宣传员,按照表的内容布置调查,宣传员随尖兵走在队伍最前面,一面调查,一面写标语,一到宿营地,宣传员马上把调查情形记下来,集中时口头上讲一讲,然后曾志把宣传员记下来的和口头上讲的,每天到宿营地向毛泽东汇报。有时毛泽东还当面交待明天行军途中还应调查了解的事情。如果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两、三天,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同志和连队宣传员,则要分头到群众中去做调查,访贫问苦。先到房屋最破旧的家庭去访问、宣传,首先了解村子里最富最坏的是谁,最苦最穷的是谁,了解气候、年成,了解租佃、借贷、买卖、流通等情况,把了解到的情况和做了什么群众工作,都向毛泽东汇报。除了打仗,每走一程,就要调查了解一程。毛泽东还创造性地将调查研究应用于红军游击战术之中,把调查同宣传工作、打土豪、筹款列为红军的重要任务。“游击部队到达某地之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这样才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是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调查的内容大至阶级分化与阶级比例,普及土地、房屋、财产占有状况,小如土特产品与市场物价,十分周祥。红军指战员认为这是“一个极为有趣味的工作”。毛泽东重视向报纸杂志作调查:毛泽东特别重视报纸,看报纸非常仔细,连报纸中间的小广告和寻人启事都不放过。红军每到一个有邮政的镇子,第一大任务是去邮局找报纸杂志。为了找报纸,有一次派了两个连,打进一个城里去取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大事,也可以了解一些国外大事,从中发现军阀之间的矛盾,了解军阀混战的情形,分析敌军的行动方向等。毛泽东常常把报纸看作军队行动的指南。毛泽东重视召开调查会: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毛泽东极为重视召开调查会了解情况,收集资料。1929年,毛泽东病后回到闽西特委所在地苏家坡。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召开了很多调查会。在他住的屋檐下,放一张四方桌子,一大壶开水,几个饭碗,他分头请一些乡亲们谈话,每次人数五至六人,他请雇农、佃农,也有中农,谈种田,谈收成,谈生活,谈过去和现在对比。毛泽东要谈的,都是农民们日常很熟悉的事,你一言我一语,甲谈乙补充,商商量量,无拘无束,好像是在谈家常。毛泽东要调查的都得到了,而农民们很高兴,他们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毛泽东还找商人谈,他总是提出各种问题,启发和引导他们高高兴兴地讲。毛泽东在闽西时期召开了许多调查会,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毛泽东重视向熟悉的干部做调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期间向邓子恢、张鼎丞、古柏、曾山等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做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把握决策分寸。有一次,毛泽东和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在田野散步,毛泽东问邓子恢:“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邓子恢沉默良久。毛泽东指着田间劳动的群众笑着说:“我看领导者没啥子大不了的本事。他的任务就是为群众当好传达员,把劳苦工农的要求带到领导机关,分析研究,做出切合实际的决定,再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这不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体现吗?

      二、毛泽东在闽西进行调查的概况

      毛泽东在闽西的社会调查,较长时间的有七次,长到四五个月,短则十几天。涉及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根据地建设及红四军等问题。目前,毛泽东在闽西的调查已经形成材料的就有10个。包括《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溪乡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南阳会议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案。
      1、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解放长汀城后,毛泽东在辛耕别墅查阅了《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初步了解了地方的状况。3月16日,毛泽东在长汀党组织的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六种人,在辛耕别墅内召开调查会,进一步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阶段状况和风俗民情。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主席正确地制定出打土豪、筹款的具体政策和对象,充分发动了群众。并于3月20日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制定出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的方针、策略。
      2、1929年7月中旬,毛主席在闽西一大召开前与参加闽西一大的部分代表进行交谈后,发现他们对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状况缺乏全面的了解,便向邓子恢建议,把代表分散到各地去进行一个礼拜的调查。这期间,毛主席还亲自主持各种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闽西一大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作准备。7月20日,闽西一大正式开幕,毛泽东出席大会指导。会上,他代表前委作报告,指出了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
      3、闽西一大后,毛主席在上杭、永定农村进行了4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贯彻落实闽西一大会议精神,指导永定、上杭建立苏维埃政府,指导闽西特委培训干部,倡导创办贫民小学。
      4、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在长汀城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听取了工人群众对红军的意见。在新泉整训期间,召开农民调查会、士兵调查会,在短短的10多天时间里,毛泽东从“望云草室”到农家村舍,从部队驻地到练兵场上,召开了一个个座谈会,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的思想、政治状况,对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梳理分析,对如何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广泛听取官兵的意见,为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作了充分的准备。
      5、1930年10月1日,毛主席在江西寻乌调查后,率领红四军第三次入闽,在武平主持召开区、乡苏及赤卫队干部和活动分子调查会,并于10月9日第一次进入上杭才溪进行社会调查,推动了才溪农业合作社运动,使才溪乡的互助合作组织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农业合作组织。
      6、1932年冬,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期间,经常到郊区和农民一边劳动,一边拉家常,了解粮食收成情况:到红军斗笠厂召开座谈会,调查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还深入基层工会、商会、合作社、工厂、机关等,调查了解汀州市的经济建设情况。毛泽东发现汀州群众严重缺米、缺盐、缺柴,生活困难,而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毛泽东为此召开干部会议,批评汀州市政府的官僚主义领导方法,教育干部注重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油盐柴米问题。毛泽东在汀州4个多月的社会调查,收集和掌握了丰富的经济方面的材料,着手起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在文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毛泽东“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光辉思想跃然纸上。 
      7、1933年11月下旬,为了总结典型经验,推动全面工作,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在完成了江西兴国长岗乡的实地调查后,又风尘仆仆来到了中央苏区模范乡———才溪乡进行调查。调查了解了才溪乡在扩大红军、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模范事迹,以便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全局工作,同时为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一行在才溪列宁堂住下的当晚,就开始了调查工作。他怀着满腔热情,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找来区乡苏维埃干部、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召开各种调查会。毛泽东根据事先列出的提纲,口问手记,平易近人地与代表们展开热烈讨论,鼓励大家干革命坚决勇敢,不怕牺牲;要搞好物资交流,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要搞好生产,保证群众吃饱穿暖,建设根据地,保卫苏区政权。除召开调查会外,毛泽东还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访问。经过10多天的调查,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素材,并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一文,从7个方面总结了才溪乡的先进经验。称赞“才溪乡在成年青年男子成群的出去当红军工作后,生产超过了以前百分之十,荒山开尽,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的改善到百分之百以上”。强调“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毛泽东郑重地指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人生产了。”1934年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将《才溪乡调查》连同《长冈乡调查》两本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代表,并在大会上号召全苏区向才溪乡和长冈乡学习,搞好根据地建设,发展革命战争,夺取全国胜利。

      三、毛泽东在闽西调查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创建闽西苏区及其中央苏区,在赣南、闽西战斗和生活了6年,这在他22年的戎马生涯中,是仅次于陕北的较长时期。在这6年中,尽管经历过不顺和逆境,但历史第一次选择了毛泽东,古田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在这期间,毛泽东深入闽西、赣南进行社会调查,在总结闽西、赣南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已有了理论雏形,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在闽西期间,毛泽东大兴社会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概括地说,毛泽东在闽西的调查,主要是规划了中央苏区篮图,开创了革命道路;制定了建党建军的纲领;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等问题。
      (一) 规划了中央苏区蓝图,开辟了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1927年秋,他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建立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1929年春,为实施“围魏救赵”战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但由于离开根据地没有依托一路被动挨打。此时,考虑到闽西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又没有国民党嫡系部队,便于红军的发展。于是毛泽东,朱德接受了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建议,进军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打赢了长岭寨战斗,歼敌2000多人,击毙敌旅长郭凤鸣,解放了汀州城。毛泽东在长汀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县志,召开调查会议,审时度势,于3月20日在长汀的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式和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提出了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即“在国民党内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给予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剧区域,以与湘赣边界的割剧区域相连接”。[1]在这次前委会上还认为“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剧,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2]当天,毛泽东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送交福建省委并报中央。从这次会议以及上呈中央报告中可以表明毛泽东经过井冈山到赣南,特别是进军闽西后,在调查中,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具体的含义则是清晰地勾划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幅蓝图。”[3]而经过在闽西的进一步社会调查,在召开闽西一大、古田会议后,经过进一步总结闽西在革命斗争的经验,于1930年1月5日,在上杭古田的协成店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胜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在此文中的这些精辟论述,指明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把经济落后的农村变为革命根据地。并依托这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削弱瓦解国民党统治,夺取城市和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进一步表明,毛泽东从《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所探索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已经成熟和形成。
      (二) 制定了建党建军的纲领
      为把红军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井冈山时期,又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转战赣南、闽西后,红军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先后创建了闽西、赣南两块红色区域,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红军的壮大,本来存在于红军及其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环境的变化有了新的滋长。同时,红四军领导人对如何建设红军和根据地等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一切大的论争在红四军中展开,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前委之下设立军委,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问题。
      为了结束论争统一思想,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报告,毛泽东、朱德作了发言,由于党内思想争锋相对没有统一,会议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地方开展社会调查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7月8日,毛泽东前往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闽西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方针。不久,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城关太忠庙召开,由于过分民主,争吵不休没有结果。此后,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及其争论。中央决定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向红四军发出了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创建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肯定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建党建军原则,特别指出:要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闽西,并在汀州与毛泽东、朱德会合,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义,决定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汀州期间,毛泽东召开了工人调查会,听取工人群众对红四军的意见。随后红四军离开汀州开往连城新泉,开展了新泉整训。毛泽东在新泉召开了士兵调查会、农民调查会,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了深入的检查。这些调查,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初步的准备。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前委,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古田会议决议》长达2万多字,共9个部分,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在思想建设上,《决议》指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阻碍红军发展和党的路线实施的症结所在。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切实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和红军一项艰苦而重要的任务。在组织建设上,古田会议重申和发展了“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原则,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前委统一领导下,班、排有党小组,每连建立党支部,营、团设立党委,红军的军事、政治机关平行地执行军事、政治工作。还规定了发展党员的具体条件。《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的惟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三大政治任务。《决议》规定要加强红军军事训练和发展工作,加强纪律教育,实行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等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从而使红军真正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精神传到各地红军后,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延安整风期间又一次掀起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高潮,促进了党和军队建设。古田会议确定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并成了党魂军魂,指引着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1989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参观古田会议旧址时说:“《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要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他还欣然挥笔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2004年9月6日,江泽民第二次为古田会议题词:“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三) 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问题
      怎样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开展,没有现成的结论。在国外,苏联实行过,就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国有,消灭地主富农。而国内的“左”倾领导人不顾中国国情,本本照搬苏联经验,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毛泽东是中国土地革命的实践和开拓者,他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在总结闽西土地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在不断实践和纠正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
      闽西最早进行土地革命的是1928年6月永定大暴动后,在溪南成立了福建第一个红军营,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创立了第一块红色区域。为此,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一方面抗击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方面抓紧领导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工作。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没有具体的纲领和政策,但是闽西特委,特别是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排除一切困难积极依靠群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和农民代表共同研究制定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即:一、“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分配,只有中农自耕土地多一点的不动”;二、分配的办法是“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中农一样分田”;三、以乡为单位分田,“各乡农民原耕种的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四、分田的方法是“按各人原耕地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4]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依照这样的土地政策,成立了没收和分配土地委员会,进行人口和土地调查,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主张和分配土地的办法,力求做到公平合理。此后在金砂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区推广实行,很短的时间分配了十多个乡两万多人口的土地。溪南苏维埃区域的土地革命,是福建史无前例的首创,是继澎湃的海陆丰,毛泽东的井冈山土地革命之后的一次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尝试。在1929年7月由毛泽东亲自指导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溪南土地革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行了经验总结,闽西一大决议案明确指出溪南土地革命“是一个英勇的行动,发动了闽西的土地斗争,意义是很重大的。”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后进行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初步地了解到了湘赣边界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他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总结一年来土地斗争的经验认为,按照中央的规定,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虽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但对于中间阶级的打击“过重”了。这样使农民陷于孤立,于革命斗争不利。毛泽东同志说,“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可以考虑“向自耕农让步问题”,但由于没有讨论研究,“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一个月后发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就是根据中央办法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条文。1929年初,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井冈山,同时根据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改变了上述规定。这年4月颁布的兴国县《土地法》,明确指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毛泽东同志为了帮助开好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率领红四军前委派来的同志向代表们就土地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在他的指导下,这次代表大会,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对富农“不没收其田地”,也“不派款”,争取“中立”;对小地主“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它过分打击”,并肯定了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的分配土地办法和实行给地主及其家属以生活出路政策。这些规定大大地限制了没收范围,缩小波及面,减少了土地分配斗争中的阻力。
      1930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上杭南阳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会议总结了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着重讨论了闽西和赣南苏区一年来土地革命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在农村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富农和流氓阶层的政策,作了深入的研究,分别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富农问题》决议最重要的贡献,是对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中关于“抽多补少”和“不得妄想平均”的文件作了修正,明确规定土地分配的政策“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钧’改为‘不得把持肥田’。”
      毛泽东通过深入闽西调查总结了闽西的土地革命经验,结合自己在井冈山,兴国的土地实践,使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一套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正确办法不断丰富和完善。此后,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为党制定了一条基本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注释:
      [1][2]《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3]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P58页。
      [4]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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