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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历史贡献和重大意义
  • 2013-12-30 来源: 作者:傅柒生
  •   内容提要: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著名的农村调查,是中国共产党人走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是对中国革命时代重大课题的正确回答,贡献卓越,意义重大,对于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以及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探索等方面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导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彪炳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同时,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对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贡献  意义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长冈乡调查之后,长途跋涉来到福建上杭才溪,进行了系统周密的调查和全面科学的总结,写下了《才溪乡调查》的光辉著作。

      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著名的农村调查,是中国共产党人走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是对中国革命时代重大课题的正确回答,贡献卓越,意义重大,对于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以及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探索等方面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导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彪炳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所体现的思想和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革命时代重大课题的正确回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在这里开展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开展革命斗争,都必然会有其特殊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实际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挑战。譬如,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下,主要的任务就是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否则难以前行,亦无以为继,因此,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战争,服务于战争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但是,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一切以战争为中心的前提下,有没有必要开展根据地的建设?有没有可能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如果可能,又该怎样进行建设?这些建设能不能取得实效?能不能更好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些问题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重大课题,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和认识水平中,很多同志都认为根据地的建设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只有等战争胜利了,或者有了很好的环境了,再去搞经济建设才是可行的。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如果谁要在这个时间谈经济建设,就要被指骂为“右”倾,就应该受到批判。

      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对此重大课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根据地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他的正确主张和做法在当初并没有得到党内广大同志包括领导同志的广泛赞同支持,甚至倍受责难。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主持在当时普遍不被看重或者认为几乎不太可能做出成效的经济建设等政府工作。

      毛泽东始终坚持真理,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回答解释,才溪乡调查正是这一时代需要的产物。

      毛泽东通过深入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明显体会到以才溪为典型代表的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一项开创性而富有成效的工作,苏区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和巨大的热情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建设,从而在中央苏区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毛泽东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文化教育等方面总结模范才溪乡的历史经验,体现了毛泽东创造性地领导和开展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光辉思想。特别是他在《才溪乡调查》中用大量的篇幅来阐述经济建设问题,单在“经济生活”这一部分,就开列了“劳动力问题”、“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日常生活”、“物价”、“经济公债”等众多内容。

      再放开视野来看,毛泽东通过长冈乡、才溪乡调查以及利用养病休息期间在长汀和瑞金等地进行了调查,起草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认为,把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调查中了解到的许多生动事例表明,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既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又能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因此,他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同时,毛泽东提出当前应当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这些经济政策,不仅指导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也成了以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为把根据地建设成为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2

      单以劳动互助运动为例,1931年夏,才溪乡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后通称劳动互助社),后来影响到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迅速发展起来。它在当时十分贫困和长期战争的特殊环境中,调动了农村一切积极因素,在可能的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调剂了农村有限的劳力、耕畜、农具,改造了“二流子”,增强了人民抵御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保证了在生产力十分低下和艰苦的战时环境中进行生产,并使劳动生产率和生产量获得“惊人的”提高和增加,在特殊环境下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奇迹。就这个角度认识问题,我们无论怎样高度评价当年农民的劳动互助运动也不为过。3

      劳动合作社是以乡为单位,根据群众自愿组织的,它的任务主要是调剂劳动力。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最后得出了一个他在《才溪乡调查》所表述的重大历史结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象说国内革命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象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象说苏区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百个乡,一齐学习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我们郑重介绍这几个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造成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使之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4

      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个调查结论,突显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对于解答时代课题的作用。所以,对于毛泽东才溪乡调查,“长期以来,人们仅把它看作是解决领导方法问题,实际上,它的最大历史功绩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难题,即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要不要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能不能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怎样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5

      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科学实证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反对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党内连续出现的或“左”或右倾的错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毛泽东开展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调查,尤其是前期社会调查是中国革命道路特殊理论的直接因素和坚实基础。而且,从时间来看,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是一致的,也与毛泽东社会调查思想的成熟相一致。从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充分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一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从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经过科学研究和理论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只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1930年1月,毛泽东在古田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他在文中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毛泽东认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这条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要走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20年后,毛泽东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显而易见地是要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表达得更为明确,更为突出。

      虽然,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正确地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却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不断的提高认识和实践论证。

      认识来源于实践,实检验着理论。1933年11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进才溪,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中央苏区模范乡——才溪为典型示范,尤其是才溪模范苏维埃政府能够以农民阶级代替工人阶级为主要成份开展成功的苏区建设,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模范事实,科学论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从而更坚定地领导中国革命走这一特殊的道路。

      同时结合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综合历史状况而言,正是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和规律有了更进一步正确认识,“毛泽东通过才溪乡等一系列农村调查,极大地丰富、发展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6

      当然,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总结发展而来的,因为,与人类的发展规律一样,“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7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区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历史》总结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8

      三、治国安民民主建政的成功典范

      苏维埃政府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政权,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是群众自己建设和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9

      苏维埃区域的建设,首先涉及的是红色政权建设。从创建中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一直到中央苏区的形成,毛泽东发现中国共产党虽然领导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但由于长期中国封建专制思想的作崇以及中国共产党缺乏建设新兴政权的经验,加之在艰苦斗争环境下缺乏对人民群众广泛而普遍的宣传教育,苏区的多数人民群众和政府工作人员还不擅长甚至还不习惯行使民主权利,自然也尚未能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解决好民主政治的问题。于是,毛泽东提出要把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来建设的思想,指出要加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党的领导要避免“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1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选举细则》等法律和条令,初步形成了推动苏维埃政权建设民主化,保障和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凡十六岁以上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1年和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县、区下的乡(市)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层政权。乡(市)苏维埃代表会议为全乡(市)的最高权力机关,亦即乡(市)苏维埃政府。乡苏维埃之下设村,村实行代表制,与基层政权区别开来。

      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建设的成效与毛泽东的重视与努力是密切相关的,突出表现在他重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在受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之后,他的工作主要在苏维埃政府方面,使他比过去有更多的时间研究政权建设问题。通过一系列社会调查,特别是兴国长冈乡调查和上杭才溪乡调查,毛泽东认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是解决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特别重视基层政权建设,“民主建政、基在乡村”。这也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基层村镇中,农民选举自己的苏维埃领导人,因此享有参与管理的大量机会。在那里,苏维埃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居民委员会或职业协会组织。”而且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苏维埃制度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它把共产党和红军与群众运动及社会组织从上到下联结起来。”“在共产党人巩固根据地,动员农民支持其革命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苏维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1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真谛和闪光点就在于认识到并实现了“民主建政、基在乡村”的思想。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一文中指出:“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

      基层政权民主建设的重要体现在于全民普选的民主选举制度,前所未有的是,苏维埃政府给予了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让广大人民群众意想不到地成为了社会的主人,真正以主人公的身份参加到苏维埃政权的管理与建设之中。毛泽东通过才溪乡调查,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政府开展选举的做法和经验,用事实毫无疑义地证明才溪乡在苏区的选举运动中堪称“第一模范”。

      长冈乡、才溪乡的工作人员所以“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从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出发,创造了一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成功的工作经验,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使群众认识到苏维埃政府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息息相通的。因此,他提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应当向长冈乡、才溪乡学习,真心实意地去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从组织犁牛合作社到老婆生孩子,都要关心。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从而形成为任何力量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12

      模范才溪的苏区建设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治国安民的典范,探索了民主建政的成功之路,积极了政权建设的宝贵经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从方法论角度看,通过才溪乡调查,形成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察社会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人民性角度考察,通过才溪乡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建政的民主理念和民生意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政学说的一大发展。”13

      四、调查研究联系群众的光辉榜样

      坚持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和做法。毛泽东曾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14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大兴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更是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践者。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耳目为之一新。”15

      从1927年到1933年的前后6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十多次的社会调查,调查内容涉及中央苏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历史、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世俗习尚、风土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了解中央苏区的社会历史背景、革命斗争、党的方针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而且每次的调查研究,毛泽东都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确定调查主题,为制定政策和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提供依据,并形成了众多的调查材料和调研报告。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进行社会调查,不仅针对富农问题等专题进行了专门调查,形成了《寻乌调查》的调研成果,而且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撰写完成了重要理论著作——《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指明真正的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那么,“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16

      1933年11月上中旬,毛泽东在江西长冈乡、石水乡调查,主要调查乡苏工作怎么做?怎么解决乡苏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称赞长冈乡和石水乡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同年11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来到才溪乡调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并形成了光辉的调查研究成果——《才溪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

      从文本来看,《才溪乡调查》一文的栏目设计非常细致,特别重视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非常注重实证和数量分析,从而保证了调查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与现代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搞社会调查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功夫和本事,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老老实实,谦虚谨慎,认认真真,任劳任怨,社会调查才能得以顺利进行,才能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在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就找了乡级干部和普通农民等各种成分的同志进行了多次的座谈调研,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帮助。

      在《才溪乡调查》一文中,毛泽东盛赞才溪乡苏维埃政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并以此为事实基础和分析前提,总结有益的经验,科学指导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毛泽东分析指出,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经常发生敷衍塞责或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的原因是许多上级苏维埃人员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的实际内容。毛泽东认为解决具体实际工作,不是凭脑子里头空想出来的,还主要得依靠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鲜活的具体的经验。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弄清群众中存在的困难和要求,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满足他们的要求,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让苏维埃政权建设有成效。

      当然,毛泽东到才溪乡调查是为了树立才溪乡作为苏区的模范和榜样,但客观而言,毛泽东开展的才溪乡调查本身就是共产党人实践调查研究联系群众的模范和榜样。

      1942年3月,借重新出版《农村调查》一书的时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17

      毛泽东1930年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以及1931年补充提出的“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科学完整的表述,说明不仅要坚持开展调查研究,而且要坚持科学的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应当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五、余论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已经整整过去80年了,80年前中央苏区和才溪苏区的斗争情况与今天改革开放的建设状况大不相同,过时境迁,但是它的基本方法和光辉思想依然显得生机盎然。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学习他是如何了解农村基层和社会底层情况的,掌握他作实际调查的立场、观点、方法。

      邓小平说过:“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1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什么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呢?因为实际事物是具体的,而本本是对实际事物研究、抽象的结果,不能成为研究问题和作决策的出发点,出发点只能是客观实际。要了解客观实际,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搞清楚,把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弄明白,从中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来。所以,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19

      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对于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特别是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改变党的作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回到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联系群众的起点上来,真正一切从实际出发,着力解答实际问题。

       80年前,毛泽东进行的才溪乡调查无疑成为当今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借鉴,更是一种营养剂和正能量。2013年8月8日,福建省委在才溪召开了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8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就明确定义为:“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福建省委书记尤权指出,才溪乡调查所蕴含的最为核心的群众观念和求实精神,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依然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20

      

      (作者系龙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2  石仲泉:《中央苏区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3  温锐:《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4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2-353页。

      5  林强:《弘扬才溪精神序》,载林开泰著《弘扬才溪精神》,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6  石仲泉:《中国·才溪》序,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

      7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

      8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

      9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12-313页。

      10  石仲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年创刊号。

      11  杨炳章著,郭伟译:《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12  石仲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年创刊号。

      13  林强:《才溪精神的力量》,《福建日报》2012年2月7日。

      14  转引自施拉姆著,田松年、杨德译:《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6页。

      1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2-353页。

      16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18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

      19 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12年5月。

      20《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闽西日报》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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